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6261万人，比上年增加983万人。调查显示，虽然我国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50岁以上的农民工只占15.1%，但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曾逐年下降，由 2008年的 70%下降到 2012年的59.3%，农民工平均年龄也由34岁上升到37.3岁，其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人数高达3965万，即将突破4000万。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比率却很低，例如在农民工聚集的广东省，从20世纪90年代实施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以来，到现在拿到退休金的农民工仅800多人，相对2600万在粤农民工的庞大数量，发人深思。截至2012年9月，全国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比重仅为 17.8%（按全国农民工总数 2.5亿人计算）。此前，因欠薪、工作环境差、社会地位低等相关农民工问题得到了社会的普遍重视，而农民工的养老问题经常被忽视。

随着农民工年龄的递增，第一代农民工“退休”后的养老问题将会日益凸显，而且随着“退休”农民工的激增，30年来农民工福利不完善累积的问题，将在5年内集中爆发，由此，“谁来为第一代农民工养老”的话题吸引了社会的关注，值得政府有关部门和全社会提高警惕，增加关注。

第一代农民工养老问题的产生原因

第一，政府和社会对该问题的重视不够。第一代农民工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他们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却得不到满足，正如旭日阳刚在《春天里》所诉说的一样：“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没有她，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

农民工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他们在城市中的社会保障水平较低，不能享有与城市居民平等的权利，他们在养老、医疗保障方面存在诸多阻碍，子女上学存在一定困难、经常受到歧视，甚至被称为“盲流”，在城市社会中被排斥或被边缘化，因此容易产生心理隔阂。一些地方政府对此问题重视不够，因此引发社会矛盾激化，甚至会形成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安全与稳定，这样的例子已经屡见不鲜。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养老问题的凸显，如果该问题得不到良好地解决，就会使更多的“超龄”农民工继续高负荷工作或者倒在异乡，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将更加严重和复杂，从而影响社会和谐发展。

第二，第一代农民工养老体系还没有形成。第一代农民工年轻时进城打工，挣的血汗钱主要用来养家盖房，到了退休的年龄他们如果不去打工，只能依靠子女赡养，而新生代农民工往往呈现出“三高一低”的特点，即受教育水平比其父辈高，就业期望值较高，消费水平较高，吃苦耐劳性低。他们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仍然过着在外打工的生活，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愿回乡务农，赡养老人的意愿和能力也不强；即便在城镇养老设施十分短缺，农村的养老设施更是稀缺，而社会又无力承担那么多的第一代农民工养老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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