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新“自由”和监管创新

　　推进“上海自贸区”建设，除涉及暂停执行《文物保护法》部分条款外，还涉及现有《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事业法》等三部法律暂停执行。也即，“上海自贸区”必须是一个“有限的超法制特区”。内行人皆知，三部涉外经济法，主要是限定外资一定的经营范围、出资比例等。前者主要出于保护部分国内产业发展的需要，后者则为了防止区内外资成为绝对控股股东。虽说这是国际惯例，但必须进行适度调整，倘若诱铒不够“美味”，外资就会选择别国的“自贸区”。

　　此外，相对于前文所及的适用于传统自贸区的正面清单管理，“上海自贸区”拟实行负面清单管理。通俗讲，就是对区内注册的中外企业开列一张中国法律所不允许经营的事项，除此之外，区内注册企业均可以自由经营。很显然，这涉及重大的政策突破。而且，负面清单管理必须“法外施恩”在先，这正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通过在区内暂停三部涉外经济法律动议的原委所在。

　　上文所及之外，政府服务与政府监管的创新，也是赋于“上海自贸区”新“自由”不可或缺的重要前置条件。

　　作个简略概括，“上海自贸区”的新“自由”将集中体现于“一简化六自由”：简化管理尤其是行政审批，使区内注册企业享受贸易自由、人员进出自由、货物进出自由、服务进出自由、货币流通自由、货物存储自由，并使与区内注册企业有业务往来的区外企业搭车享受“一简化六自由”。

　　当然，所有的“自由”从来都不是谁谁赋于的，而是要靠区内注册企业在创新实践中主动争取的。上海能否拿出当年浦东开发开放的勇气，才是“上海自贸区”建设的根本所在。否则，诸如把“上海自贸区”建设比喻为“中国二次入世”，“二次浦东开发开放”、“再设一个深圳特区”的美好期许，统统都是纸上谈兵。

(责编：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