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藤县小学生撑竹筏上学”的报道，触动了很多人的神经，小学生用稚嫩的小手撑着竹筏去上学的照片，让很多人感慨山区孩子上学路的艰难，感叹“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并把矛头指向了当地政府部门，为什么置孩子于险境中？为什么不能保障孩子的上学安全？舆论压力下，当地官方已经叫停了“撑竹筏上学”，在岸上竖起禁撑竹排上学的安全提示，设立了临时教学点，安排教师到点上课，就近解决村里孩子上学难问题。

问题貌似通过“设立临时教学点”得到了解决，孩子不必撑着竹筏上学了，可这样的教学点毕竟是“临时”的，不可能长久存在，淡出舆论热点视野之后，孩子还得面临求学难的困境。官方也许觉得“撑竹筏上学”会影响地方形象，孩子出事后会给政府带来麻烦，已经“叫停撑竹筏”，可以后孩子怎么去到对岸上学呢？原先撑竹筏只要走几百米，而在岸上绕着走得走4公里，一天两个来回就是16公里。

官方“叫停撑竹筏上学”，看起来顺应了舆论，其实是一种多输的结局。虽然媒体是出于好心报道了“撑竹筏上学”，可官方对此也无根治之策，贫困地区买不起校车修不起桥，只能简单地叫停看起来危险的撑竹筏。可这只是无奈的锯箭疗法，临时教学点撤去后，家长和孩子以后不得不走更远的路。而且，山路不一定就比水路安全。境遇可能比之前的撑竹筏上学更坏更艰难，这一定不是孩子和家长所期待的结果。

这种尴尬的境况，跟不少地方暴露的问题一样。媒体曝光黑校车现象，几十个孩子挤在缺乏安全资质的黑校车中，地方政府在舆论压力下打掉了黑校车。

有着安全隐患的黑校车被打掉了，可地方又无力购买正规校车，结果孩子们陷入更坏的境地：或者因路途太远而辍学了，或者只能坐更加不安全的拖拉机或三轮车。出现这种尴尬的结果，除了地方政府偷懒卸责的锯箭疗法外，也与城乡两个世界的隔膜有很大关系。对贫困山区缺乏了解的城市人，还有习惯生活在城市、看问题习惯带着城市生活经验、掌握着话语权的媒体人，放大了“撑竹筏上学”的悲情。

“撑竹筏上学”的悲情很大程度上是外人想象出来的，生活在其中的大人小孩并没有觉得悲情。分析问题有必要深入其中设身处地，而不能身在其外夸夸其谈。了解了这个村庄就知道，“撑竹筏上学”在当地已经传承40年了，因为上学陆路太远，而水路很近。37岁的村民姚先生回忆说，1983年，他上小学一年级，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天撑竹排划过500多米的水面往返家和学校之间，一天两个来回”。而且，山路不一定就安全。村民说，作为成长生活在库区的山村孩子，从小就会游泳，这也是村民放心让孩子撑竹排的主要原因，“不会游泳的就不给去学校”。

这是生活在城市的人无法理解的生活经验，这就是两种生活的隔膜。想起一个故事，在贫困山区采访时，记者对正在给孩子泡方便面的母亲说：以后尽量让孩子少吃这些油炸的速食垃圾食品。孩子的母亲说：“没关系，不经常吃。但是每年都会给孩子煮一次，因为今天是孩子的生日，其实我们根本舍不得吃。”在城市人眼中，方便面是“油炸的速食垃圾食品”，他们的日常经验无法理解，在另一个他们很陌生的世界，方便面是奢侈品。没有山区和农村生活经验的人，无法理解“撑竹筏上学”这样的底层求学状态，很容易脱离那个世界的语境而按自己的经验进行悲情想象。不进入真实的生存语境，很容易徒有悲情的感伤和怜悯，而缺乏贴近现实逻辑的务实思考。

“叫停撑竹筏上学”对孩子们也许是更坏的结果。同情和悲悯是可贵的美德，可如果能够突破优越感和隔膜而俯身进入那个陌生世界去将心比心，不只是怜悯，而能够设身处地站在当事人的立场去思考，那是更大的善。(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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