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举例

    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凡是涉及到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要充分地听取群众的意见”，运用信息技术可以大大提高这种“听取”的效果。例如，先对公民进行多重分类，如某人的政治面貌分类是“政协委员”，产业分类为“信息技术”，社会活跃度分类为“偏上”，爱好分类为“低碳环保”；在分类的基础上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征求意见，如要征集对某项环保政策的意见，就可以由系统把征求意见表自动群发到产业分类或爱好分类为“低碳环保”的市民的手机上，在必要时自动跟进，实现精准送达、及时反馈，并对反馈意见进行自动的统计、汇总和分析。同样的思路也可以用于各种“公示”，公示的内容将精确、直接地群发到需知情对象的手机上，而不是只刊登在某个媒体或张贴在某个角落里，消除“看不到公示”的抱怨和由此引起的纠纷。

    由市民对执政效果进行评价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但传统方式费时、费力、费钱，评价方式简单，代表性较差。应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基于对市民的多重分类，可以大大提高评价的效果和效率、保证评价的代表性。如可以将教育领域的工作内容自动群发到对应“教育”分类市民的手机上，将某一区域事务的内容自动群发到居住在该区域市民的手机上，实现“一事一评”；可以把年度工作内容群发到全体市民的手机上，实现“百万人评政府”甚至“千万人评政府”；评价的选项可以有多种，市民还可以另外提出意见和建议，由后台系统自动按多种口径进行分类、汇总，提供决策参考。不但能持续完善政府工作，更能大大推进政府和市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和高度认同。

    申诉、上访和处理的方式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也将根本改变。在市民的手机绑定身份之后，申诉可以直接用手机写，控告可以直接用手机发，再也不用去信访局排队喊冤了。通过信息系统，政府也可以及时、清楚地了解：上访的市民是谁？什么身份？位于何处？有什么困难和冤屈？以前反映过吗？接访、处理、答复、跟进都可以通过后台和手机的实时互动来实现，上访和截访不再是恶梦。

    政府的各种服务也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来“前置”办理。如市民要申办港澳通行证，只需在手机上提交请求，与手机绑定的个人信息就会自动进入申办系统、启动办理和审批流程；而只要市民承诺提供“所在位置”信息，后台系统随时可以知道他在哪里，可以告诉他最近的办证点，可以就近安排送达办理后的通行证，等等。这种方式逐步推广后，市民和政府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手机和后台系统的关系，“门难进、队难排、人难看、事难办”的老大难问题可以从技术手段上得到解决。

    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但是，代表和选民之间的联系有待于进一步加强，移动互联网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如在选举代表前，可以把候选人的基本情况自动群发到各位选民的手机上供及时了解；代表有需要和选民沟通的问题可以随时通过手机互动；在人大就某一事项讨论和表决时，代表可以把议题直接群发到每个选民的手机上，选民能通过手机及时表明自己的态度，后台系统能马上统计出某一代表所属选民的意见，每个代表都能据此去独立行使表决权、监督权，从技术手段上保证他们是真正的“人民代表”。

    村民自治、业主委员会、基层人大等不少场合都需要进行选举。而地理距离、选举场地、气候、统计效率等因素都程度不同地限制着选举的范围和效果。但是，如果把移动互联网技术用于选举，通过严格的身份认证、记名和不记名的严密算法，每个选民在家里用手机就可以投票，后台系统可以迅速计票，对于降低选举成本、扩大选举范围、保证参选率、提高计票效率等，将带来革命性的变化。高效、方便、私密地在各类选举中有效行使自己的权利，将成为每个公民的日常事务。

    总之，社会进步的要义就在于成员的沟通、合作，状态的透明、可控，规则的公正、统一，而现代信息技术正是实现这些目标的不二手段；而社会成员之间信息交流的手段和方式，也一定会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民主治理的体制，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已经是治国理政的一种推动机制、倒逼机制。从这个意义上，科学技术不光是“第一生产力”，也已经是“社会进步的第一推动力”。各级政府已经在通过互联网和新媒体加强政民互通、互动上采取了多种举措，网络问政、政务微博、信息发布、申诉举报等形式的层出不穷，标志着中共已从延安时期的“豆选法”迈入了互联网时代。承认、顺应、助力这一进程而不是相反，更是每个希望社会进步的公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职责。

(责编：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