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非典型左派话语场

学者秦晖曾在《知青运动中的“民族命运与个人使命”》中探讨了知青的共产主义信仰问题。他说：“当时我们还是太需要理想、太需要信仰了！这就有了第三种可能：哪怕是自欺欺人、虚无缥缈的“理想”，只要它能赋予我生活的意义，能使我做的一切显得有价值，就能成为我在那样一种环境下不自甘堕落的精神支柱。当时的意识形态说“宗教是麻醉人的鸦片”，其实意识形态本身当时就起了麻醉的作用。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是需要麻醉的。尤其是在那个无望或者说是绝望的环境中。在看似无价值的存在中似乎发现了某种超验的价值，无意义的生活似乎也就有了超越性的意义。今天回想，为什么我能坚持那么久而没有沉沦？因为我有“理想”。这听起来十分高尚，其实想想也很无奈：除了追求那个虚无缥缈的“理想”，在当时那种状况下你还能追求什么？如果什么都不追求，行尸走肉般地苟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这种无奈也正是当前许多左派遇到的现实困境，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坚定不移的信仰被瞬间摧毁，那是多么难受的事情。在他们心中，如果那个“桃花源”依旧存在，他们当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虽“为具言所闻”而“叹惋”，却希望“不足为外人道”：即使“我们”那种信仰被现实捅破了，也请不要告诉“我”，更不要告诉“别人”。这些人是没有听到现代化集结号的“孤儿们”，封闭自己如鸵鸟般，不与世界打交道，永远夜郎自大。

而提供给这些人“精神养分”的除了虚无缥缈的“信仰”之外，还有一群“别有用心”之人。这群人以贩卖民粹主义为生，在美国“生活”，在国内“工作”。譬如某些官媒某些五毛党魁，他们为何能够生存下去？正是为这些在“桃花源”里，不敢出来面对世界变化的人们，提供他们所需的“麻醉药”。于是，各种已经被告别和埋葬的“阶级斗争”、“文化革命”、“汉奸走狗”等词语，重新被抬上祭坛，成为他们精神信仰的一部分。身在底层，受尽侮辱却无法改变现状，只能通过这种歇斯底里的“麻醉”让自己获得认同感和存在感。

因需要而存在，左派们得以占据一席舆论场地，兴风作浪。阿丁说：“读到止庵先生一句，‘罪恶也有它的普世价值，所以，灾难才有可能普遍发生。’这句话可以解释被洗脑者在这个信息难以被完全屏蔽的时代依然大面积存在，以及为恶政背书、为主子维稳的奴才横行于世的原因。”其实，多数单纯的左派，是被假左派利用了，成为助其一呼百应的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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