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形势错综复杂，似乎正验证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对于这种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的转型困局，以及无从解释和无规律可言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夹击，各方显示出来的更多是惴惴不安，惶恐与彷徨。

当惶恐与彷徨一直蔓延，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自我防卫的能力。当自身有条件逃脱这种社会困境带来的不安时，人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于是“用脚投票”的各种移民出国在近些年来才会大规模爆发。而当自身能力不足以“逃脱”的时候，就可能产生另类的宣泄方式，比如醉生梦死，比如寻找精神支柱，比如发泄愤怒。而这三种宣泄方式，也就构成了目前中国的三大“语言场”：娱乐话语场、非典型左派话语场与非典型右派话语场，由于国内的左派与右派与国际上的左右派划定标准不一，姑且称为“非典型”。

1、娱乐话语场

近些年来，娱乐的发展更加多样化。以歌曲、电视剧、电影的“老三套”为基础，不断推陈出新，尽管这种所谓的“创新”经常是毫无底线。从快乐大本营、超级女声、快乐男声，到星光大道、我要上春晚，还有非诚勿扰、非你莫属、中国好声音、中国最强音，以及接连发生故障的中国星立方等等，还有各种对电影的恶搞。娱乐节目可谓层出不穷，时刻轰炸着普通大众的眼、耳、脑，让你没有机会思考。

除此之外，关于钱的话题：晒富、晒名车、晒名表，以及关于商学院、大学府里的各种不堪各种勾结，和各种小三、情妇、红楼十二衩等等，一切的一切，没有你做不到，只有你想不到。全民娱乐时代，全盛来临，风花雪月，男欢女爱，话题之多应接不暇。

著名作家奥威尔和赫胥黎曾在其代表作《一九八四》和《娱乐至死》中，表达过对人类未来发展的不同的担心。奥威尔担心“书籍将被禁止流传”，赫胥黎担心“人们自发不读书”；奥威尔担心“有人将剥夺我们获取信息的权利”，赫胥黎担心“有人给予我们太多的信息，使我们只会被动接受无法自拔”；奥威尔担心“真相被掩盖”，赫胥黎担心“真相将被无关的汪洋所淹没”；奥威尔担心“文化将被禁锢成为一片荒漠”，赫胥黎担心“文化将因琐碎而杂草丛生，大众为微不足道的事务痴迷”；奥威尔担心“政府用制造痛苦的方式来支配大众”，赫胥黎担心“政府用制造娱乐的方法来支配大众”；奥威尔认为“人类将毁于自己所憎恨的东西”，赫胥黎认为“人们将毁于自己所迷恋的东西”；赫胥黎还提到：那些随时警惕暴政抬头的公民自由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恰恰没有计算到人类“几近无限的消遣取乐的欲望”。

以奥威尔和赫胥黎的担心为对照，看看时下中国的现状，你会发现：他们所担心的都成真了！且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并行不悖的。一些“书籍”被禁止，一些“书籍”在畅销，而畅销的书籍往往无关思想无关人文，而是励志成功学、幻想穿越小说、心灵鸡汤等等。微博出现之后，信息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多得你分不清真相和谣言。文化已经荡然无存，只有各种恶搞的网络语言，低俗的字眼。痛苦和娱乐，都由政府导演，该哭时候要哭，该笑时候要笑。人们忘记了追寻生命本真和价值，一切都是为了“快乐”活着。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