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当兵变也是这样，它促成了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向创建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新阶段的重要转变。兵变失败后，刘志丹和习仲勋同志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斗争方针和策略，很快地取得了主动，打开了新的局面。他们对陕甘地区自1927年10月陕北清涧起义以来革命武装斗争的成败得失，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思考，认识到武装起义要与农民革命运动、农民武装斗争紧密结合起来，要依靠人民群众创造和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走毛泽东开辟的正确的武装斗争道路。当时刘志丹同志曾深刻地说：陕甘地区几十次武装起义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当时，西北地区地理位置偏僻，交通、通讯条件很差，与中央苏区和党中央的联系、联络不多。陕甘地区的党组织对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苏区创造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了解不多，大多数时候要靠自己摸索革命斗争的道路和方法。刘志丹和习仲勋等同志吸取经验教训，从陕甘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确定了新的斗争方针和策略，从过去单纯注重组织兵变、搞武装暴动，转变为将兵变与农民武装斗争相结合，依靠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在1934年11月建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使革命的星星之火，在陕甘终于形成燎原之势。陕甘边苏区的建立和巩固，不仅使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走出了低潮，对推动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壮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为后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西北准备了可靠的落脚点。在陕甘苏区基础上形成的陕甘宁边区，尔后又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武装进行伟大抗日战争的基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战争的大本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史上，兵运和发动武装起义一直是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习仲勋等同志领导发动两当兵变，在这方面创造了宝贵的经验，特别是深入发动士兵群众、依靠下级军官和基层士兵的经验，为后来党的兵运和发动武装起义的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发。兵变前，1930年2月，习仲勋同志受陕西省委的指派，打入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支队，为发动兵变做了大量的思想动员、发动和组织、准备工作。他深入士兵和下级军官中，关心他们的疾苦，同他们交朋友，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灌输民主思想，动员他们参加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他组织党员在部队中秘密串联，发展党员和党的组织，使参加兵变的一个营党员达到30多人，三个连都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为兵变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而且，他教育和引导部队注意同驻地周围群众特别是当地回民搞好关系，帮助群众搞卫生、收庄稼，尊重群众风俗和宗教习惯。帮助地方清剿土匪、维护治安，使这支旧部队的作风初步有了转变，也为兵变打下了群众基础。总之，这次兵变虽然规模不太大，持续时间不算太长，却是中国共产党人兵运工作和发动旧军队武装起义的一次完整的成功的实践，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发动武装起义方面的一次群众路线的成功实践。

毛泽东曾称赞习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领导两当兵变和在兵变中群众路线的成功实践，是习仲勋同志成为人民军队卓越的军事指挥员、成为党和人民军队卓越政治工作者的光辉起点。在以后革命战争的各个时期，他始终坚持艰苦实践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任何情况下坚决相信和尊重人民群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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