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基于人与人之间阶级关系的视角将社会矛盾划分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分清敌我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分清是非问题。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基于矛盾性质的不同，解决的路径也不同。“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把延安整风时期“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加以推广应用，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他还提出了处理不同类型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方法。例如，在科学文化工作方面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法，在处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采取“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法。

当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性课题，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基础性工作。毛泽东倡导的“团结——批评——团结”的矛盾化解的基本方法仍然有效。通过民主的方法，让群众把意见、想法表达出来，有助于释放社会张力，从而不至于破坏社会结构和秩序。如果人民群众的正当诉求在体制内渠道表达不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回应，部分人就可能产生负面情绪甚至过激行为。但是，民主不是随意的，需要法治的支撑，要实现民主法治化，最大限度防止人民内部矛盾演变为敌我矛盾。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主要标志，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调节器”。法律是一种社会行为准则，法律规范引导公民在社会生活中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相当于马路上的“信号灯”。没有“信号灯”，公民的行为必然失控，从而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行。在这方面，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地以法治思维分析问题，以法治方式“定分止争”。对法律和政策有明确规定的，要督促有关方面采取得力措施，不折不扣地加以落实；对要求合理、应予解决但法律和政策没有明确规定或规定不够完善的，应抓紧研究和完善有关法律和政策；对因条件不具备、一时难以解决的，要讲清楚道理，深入细致地做好说服教育工作，从而最大限度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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