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阳鹏：新一轮财税改革并非财权下放【2】

正如财政部长楼继伟指出，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中央把一些事权过多地委托给了地方，而地方的事权，中央承担也不少，权责不明确。改革首先就要划清事权。对此，“决定”把事权分成三类：

1、中央事权：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包括一些跨流域的重大工程的建设与维护。

2、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王保安还提到一些属于地方事权但外部性较强的，如人才培养这类地方投入较多但学生离开本地后效益外溢的，可能作为中央和地方的共同事权。

3、地方事权：区域性公共服务。

对于转移支付，方向是更强调“规则”、“透明性”、“可预见性”。也就是说，现存的200多项专项转移支付要大力清理整顿，力遏“跑部钱进”现象，同时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解决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

减少中央委托地方事务，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并不代表地方可以指望许多事权都会上移，因为毕竟只是说“适度加强”。最近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即公开表示，中央支出责任上收一点，从15%扩大到20%即可，“地方政府对中央必须有依赖，我们不能退到1994年以前，但是依赖程度不宜过高”。

那么再往前分析一步，既然要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则“重构地方税体系”至少目前还不是改革的优先事项。此前诸多学者以“重构地方税体系”为出发点，要求全面推开个人房产税开征，把消费税由中央税变为地方税，做实归地方的资源税环境税。考虑到消费税、资源税、环境税目前并非大税，个人房产税被寄予了地方主体税种的厚望。从前面分析的改革的方向看，这一期望并非很现实，短期看房产税还并非中央改革的优先事项。

（郑阳鹏，财经记者，海外网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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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宋胜男、邹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