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读书教会我不畏权威 敢于挑战西方【5】

钱学森与毛泽东

开放和封闭的差别决定国家发展方向

观察者网：你认识索罗斯，他是搞哲学出身，实践告诉他金融市场是非均衡的。你也说过，你1968年起当了5年铁路工人，74年回科学院研究氢弹和平利用。你的实践经验告诉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只懂得小农经济的问题。

陈平：芝加哥学派只懂得小农经济领域的事情。供求关系最早研究的是农产品价格，不是高科技产品的价格。产权理论解释乡村经济还行，解释大工业就难得多。西门子、通用汽车这样的大企业的出现，都和战争与军备竞赛有很大关系。他们讲价格论，如果排斥了劳动分工，就无法理解国家和市场规模的关系，不理解全球化的主导国为何要维持海军和金融的霸权。他们不关心铁路乃至于核工业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如果产权自由交易就能协调劳动分工，那失去了指挥的交响乐队能奏出美妙的音乐吗？没有船长指挥，船员之间彼此交易，那船往哪儿开？原地打转。他们不懂得大工业社会，既没打过仗，也没做过工业。企业的原型就是军队。文革最乱的时候，铁路还是半军事化管理。当时我所在的成昆铁路用来支持越南战争，完全施行军事化管理，否则不会付出巨大代价在红军长征的地区修铁路，三分之二都在桥梁和隧道里。哪个资本家为了盈利会来修成昆铁路和青藏铁路？

观察者网：您和您的团队从90年代以来已经挑战了8个诺奖理论。那在您求学经历中，哪些学者对您产生过重要影响？

陈平：正对我思想产生影响的事情只有两三件。第一个事情就是我在文革期间调查太原重机厂的经历，然后发现所谓国有企业效率不高的原因其实是没有国际市场的规模效应，而没有规模效应的原因是西方对中国进行技术和贸易封锁。重机厂设计一套模具或者新机器，必须大规模批量生产，才能把钱赚回来。当时中国那么大，它只能卖出一两台，那必然亏本。当时中国的新技术都是以军工任务下达的，如果下利润指标，中国独立的重工业不可能发展起来。做不了新技术，军工产业上不去，你就落后挨打。中国当时被帝国主义封锁，生产出来的大型机器就没法出口，国内市场有限，肯定赚不了钱。改革开放以后，你会发现，哪怕小小的义乌商品都能面向世界市场，塑料碗等等生产规模上去了，结果都赚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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