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读书教会我不畏权威 敢于挑战西方

科斯

中国舆论界总是不乏大牌的经济学者的声音，但他们却少有机会在主流媒体上抛头露面。观察者网特邀这批实力经济学家“重出江湖”。他们的经历犹如中国的逆袭之旅。

陈平是曾经师从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列戈金研究经济问题的物理学家，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有尖锐批评。经历过大跃进、文革等历史事件的陈平有过丰富的实践经验，当过铁路工人、研究过氢弹的和平利用、担任过安徽省政协特邀委员、第三届留美经济学会会长和世界经济学会的理事，使得他的生涯兼具理论和实践，更显厚实。以下是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陈平的访谈对话，从他的逆袭之旅中感受不一样的中国改革历程。

求学生涯教会我不畏权威、敢于挑战西方的气概

观察者网：您高中在上海格致中学读书，后赴北京中科大深造。您曾说这两段学生经历教会您的是研究方法和不畏权威、敢于挑战西方的气概。您之后又在美国大学取得总分第一的成绩。那这些辉煌的求学生涯教会您的东西平时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陈平：我的基础都是在中学打下的，比武场上的胜负在练武场中已经注定。我做科学研究的过程和中国共产党那批学生去创建红军的经历是一样的：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实践中学习，而不是念完书再去实践。人一定要学会跟对手拆招，不光只学对手的招数。你光模仿对方的招数，未必打得过对手。在资本、技术均落后于人的情况下，你一定要想个招式，以己之长攻彼之短。你不可能以己之短攻彼之长，你不可以空谈产权理论。

产权理论讲什么？讲的是保护成功者的利益。穷人起家赤手空拳，靠的是理想和团结。还没打胜仗就先讨论如何分利，曹操不早就把关羽赵云收买了？让叫花子学习怎么跟有钱人比富？不同发展阶段的激励机制应当因时因地制宜。你现在创造一个团队，要把人留住，光靠期权，没有共同目标，你能在国际竞争中胜出吗？自古白手起家建立团队干事业，初期要做的一定是桃园三结义。在一个宏大的愿景下，大家同生共死，拼搏奋斗。所有创业者都是这样，谁来跟你讲产权？但你如果富了，底下人离心离德想要跑，然后你搞产权激励把人留住，那是可以的。这是守成，不是创业。真正好的企业留住人，靠的是人尽其才。中国处于创业时期，光强调产权理论是没用的，还要创立自己的企业文化，打造有理想的核心团队。否则，中国许多企业的跳巢率很高，如何能和西方打持久战？

观察者网：能具体说说您赴美求学之路吗？

陈平：我的恩师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和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坚持要求我继续物理学的研究。我因为研究李约瑟问题受到普里戈金研究开放系统的启发，决意到普里戈金那里去研究非平衡态物理学和社会演化问题。我在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帮助下联系到美国的助教奖学金和免试资格，于1980年秋赴美留美。先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大学物理系做研究生。第一学期通过休斯顿大学物理系的博士生资格考试后，于1981年转学到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普里戈金统计力学与热力学研究中心，继续做理论物理的研究生。普里戈金是俄裔比利时籍的物理学家，他用非平衡态热力学与耗散结构理论研究生命起源的物理化学基础，获得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在哲学、历史和社会科学也有很大影响。

我因为研究劳动分工的演化动力学模型，从1982年起几乎每年夏季都在比利时访问。因为对中西文明分岔的研究，也结识李约瑟、费正清（John Fairbank）、白鲁恂（Lucian Pye）、William Skinner、黄宗智、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等汉学家和人类学家。因为经济混沌的研究，也和萨缪尔森、西蒙（Herbert Simon） 等结下友谊，为后来建立留美经济学会的顾问委员会建立了人际网络。1987年5月我因发现货币指数中的经济混沌现象而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在普里戈金中心做研究员，便有较多时间可以参与留美经济学会的工作。

多数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在做韩愈干的事儿：“传道、授业、解惑”

观察者网：在您的个人经历中，你觉得同经济学家打交道与同企业家打交道有何不同？

陈平：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这两种人差别非常大。首先，我不是经济学家，我是研究经济的物理学家。虽然我研究经济学花了四十多年时间，还是不能接受主流经济学的思维范式。除此之外，我还参加过四清工作队，当过铁路工人，对工厂等等也做过调研。其实我是一个很标准的科学家。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学家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理论脱离实际。

我认为，经济学家和科学家最大的差别就是，科学家先观察问题，然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经济学家却不是如此，不少人还没有观察问题，头脑中就已有结论，然后寻找事实来支持该结论。西方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卢卡斯和科斯就经常运用这套办法来做研究。现在有一群经济学家追随科斯，用他的理想主义方法来观察真实世界。可我观察到的真实世界和他们大不相同，为什么呢？事实上科斯是带了白色眼镜观察他想要寻找的世界。不符合他理念的事实，他根本视若无睹。所以这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和科学家最大的差别。当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这样，否则经济学的新思维运动就没有希望了。

科学家和企业家，或者说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的差别在哪儿呢？我觉得企业家更像工程师。我做科学家，得先做基础研究，关心的问题是要去发现规律。至于发现规律以后要干嘛，是要去赚钱还是要去盖房子，这些问题科学家不会管，但“工程师”就要管。他想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才能把这个房子盖好，我怎么把这个房子卖出去，我怎么才能赚到钱。“工程师”更重视技术的可行性和经济性。如果此事可行，他就做；如果不可行，理论家讲得再好，他不会相信，也不会去做。譬如我们现在做核聚变研究，理论上做得很漂亮，实验也做得很成功，但距离应用还有很远。碰到这种情况，工程师就不会去做了。企业家呢，比工程师还要务实。譬如说，工程师要盖一座楼，按照现有技术肯定盖得出来，企业家却得算，盖了这楼之后我卖给谁？如果卖出去的价钱比成本还低，那他不会干这亏钱的事儿。工程技术可行的事儿，企业家未必会做。

经济学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特定的工程要做，但又想要去发现新的规律。他坚信市场是万能的，什么问题都是政府带来的，然后到处找靶子来证明自己理论正确。在我看来，某些教条经济学家实际上和西方传教士比较类似。两者先有一个信念，然后告诉人们，只要按照这信念行事，世界就会符合他们的理想。

但现实世界为何同他们的理想不符？少数的经济学家——也可以说是非主流经济学家才会去想：为什么他们的理念同现象不符。刚获得诺贝尔奖的罗伯特·J·席勒就是研究“行为金融”的，你说要理性，但为何别人就是不理性？多数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就在那里做韩愈干的事儿：“传道、授业、解惑。”他们敢说这句话，因为他们自认为已经掌握“道”。他们不向实践学习，也不向学生学习。一旦碰到跟自身理论冲突的反例，他们基本上是不愿意听的。他们以不变应万变，甭管你有什么反应，他们就会说：政府是有问题的，市场会自动解决问题的；至于市场如何解决问题，我不管。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