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嘉苓：台湾是这样生孩子的，大陆呢？【2】

助产士骑着脚踏车，准备到产妇家中接生

我妈是怎么生下我的？如果你是五年级中段班，那还有一半以上的人由助产士接生，也许你妈妈开始阵痛时，会请她们来家里协助，或是自己前去助产所。当时仅有两成由医师接生，其他则为所谓的“不合格接生人员”接生。然而，对六年级生而言，医师接生的比例首度超过了助产士，而且从此一路取代。现今的年轻世代，大概都以为助产士是历史名词，没当成是现在进行式。

如何解释助产士在台湾的式微？常见的说法是，助产士的衰落似乎是科学知识累进、社会发展所不可避免的趋势。1996年，“卫生署”在一份公文就说：“我国因经济快速发展，国民生活及知识水平相对提升，目前绝大多数之产妇，已习惯于分娩前后，接受妇产科专科医疗院所提供的整体性专业服务。”这种过于简化的线性进步史观，或是现代化的观点，社会学总是会睁大眼睛、保持存疑。

看看别人、想想自己，是我们常用的存疑起点。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比台湾更加“经济快速发展，国民生活及知识水平相对提升”，却仍然以助产士作为主要的接生人。英国的产妇们多由小区的助产士进行产检，七成的英国产妇由助产士接生。荷兰的妈妈们不只由助产士接生，还有三成在家里生产。借由这种跨国比较，也容易让我们开始反思，解释台湾助产士的式微，也许需要其他的解释模型。

一些社会学家提出了更精致的解释模型，建议我们要观察四个行动者——国家、医师、助产士、消费者——如何在三个面向采取行动：生产照护的福利体系、专业界线、消费者组织动员程度。就台湾而言，在医学与护理教育都有硕博士学位之际，国家一直未能提升助产教育为高等教育；在公保开办初期也排除开业助产士在给付范围、纳入后也给予较为低廉的费用。这些教育与社福制度设计都贬抑了助产士。医师与助产士原本是平行分工，在正常产与异常产上各司其职，却在提倡装置乐普（一种子宫内避孕器）的家庭计划年代，逐渐发展出上下的从属关系，卫生署甚至违背助产士法，提出“助产士必须在医师的指导之下才能担任接生”的行政命令，把法令规定能够独立作业的助产士，贬为医师的助手。

随着“生产很危险”的意识形态加强，民众倾向进入医院生产，而助产士也鲜少进入医院体系，民众就越来越难以接触到助产士。相较于其他国家陆续发展出民众走上街头，要求“给我助产士”的社会运动，台湾这方面的要求仅在1990年代，助产士跌到谷底之际，出现了一批要求由助产士居家分娩的行动。这批很不寻常的妇女，从现今主流的医疗体系出走，往往是不满于当代“过度医疗化”的生产，于是另辟蹊径。这样的行动，虽然引发了一些省思，但还没有撼动主流的生产模式。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