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为什么路线之争重现土地问题【3】

二、

“小农经济派”并非不认为当前三农领域存在若干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农民收入问题、财政支农问题、农村治理问题、农村空心化问题、留守问题、农业生产问题等等。但是，“小农经济派”认为，有两类不同性质的三农问题，一类问题是在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要面对但难解决，也不一定要解决。核心是要缓解这些问题。最终解决问题来自中国经济成长和产业升级。还有一类问题是因为政策失误造成的问题，这些问题应当尽可能直面并想办法解决。

“小农经济派”反对浪漫化的想象，不许诺可以在短时期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改变来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小农经济派”因此不会刻意刻画农民的苦难，而是希望实事求是地理解农民的处境，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秩序，理解他们的所期所盼所思所想。

“小农经济派”因此特别注意从小农处境来完善农村政策与制度设计。正是从小农立场出发的制度设计可以改善小农处境。立足小农仍将长期存在来设计三农政策，三农政策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服务小农。立足尽快消灭小农来设计政策，小农的处境就只可能越来越糟糕。当前正在推进的三农领域的相当部分激进制度设计正是立足于迅速地消灭小农，而以发展现代农业作为主要政策目标，这样的政策和制度设计就可能人为造成三农领域的问题。

“小农经济派”不仅将三农问题放置在中国整体发展阶段的格局下面来予认识，而且将“三农”作为一个整体来予认识。在“小农经济派”的视野中，不仅有农业，而且更重要的是农民，而且农民是生活在村庄这个他们祖祖辈辈子生存的熟人社会中的。正是从农业、农村和农民三位一体的视角看问题，“小农经济派”就不只是看到冷冰冰的粮食安全、农民收入、城市化率等等数据，而是看到了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生活，看到了熟人社会关系网络所给予农民在生产生活上的支持，看到了农民在农家小院生活的安闲自在，看到了农民有家时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当然也看到了类似艺术和娱乐的农民自给自足经济。总之是试图将农民当作活生生的人来看待。

在“小农经济派”看来，当前舆论中关于三农问题的大多数认识都存在误区。比如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似乎当前主要依靠老年农民种田，粮食产量肯定比规模农业产量低，中国粮食不能养活自己。实际上，当前中国农村仍然有接近3亿农业劳动力，劳均耕地不足10亩，精耕细作的农业使中国耕地具有远高于世界平均的粮食单产，这正是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0%人口的原因。几乎所有规模经营的粮食产量都不如小农经济。至于将来谁来种田？进城失败的农民工，他们返乡自然愿意种田，而愿意返乡而不愿呆在城市贫民窟的农民数量，在未来相当长时期都一定是数以亿计的庞大规模。再比如农民收入问题。舆论都说农民种田不能致富，问题是种田至少可以解决温饱问题。要让农民与城市中产阶级比，农民的处境比较差，但若与城市贫民窟生活比，农村生活要体面而有尊严得多。还比如农产品安全问题，小农经济难以监管，农产品品质容易出现问题。但是，农产品安全有两个不同标准，一个是按后现代标准讲的食品安全，而在当前中国现阶段，中国首要的农产品安全是粮食安全，是要养活自己。小农经济在养活中国自己方面的能力超强。

三、

因为对国情和农情的不同认识，当前，在中国三农领域形成的“现代农业派”和“小农经济派”的不同主张会影响到三农政策和制度设计上。而三农政策和制度设计又会反过来影响国情与农情，尤其是制度设计和实践会形成路径依赖。

究竟当前中国三农政策是应当以发展现代农业为目标，还是以服务小农经济为中心，涉及到自上而下的财政政策、组织体制、基本农业制度和农村制度安排以及话语体系。当前三农领域正在进行的政策实践大多受到“现代农业派”的深刻影响，这些政策实践已开始在一些地方显现恶果。

从路线高度开展三农政策与制度的辩论已是刻不容缓了！

2014年4月9日下午

(责编：宋胜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