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玉：“自焚未遂”为何难拦“暴走”的安倍

6月29日，一名日本中年男子爬上位于东京都新宿区新宿火车站南口的天桥顶上，一手拿扩音器、一手拿“演讲稿”，镇定地发表批判安倍政权和反对政府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演说”。抗议演说约持续一小时左右。随后，该男子从容地打开放置身边的汽油瓶，将汽油兜头倒下，随后平静地点燃打火机，企图自杀。由于事发当日是星期天，事发地又位于东京都闹市区，导致周围一时骚乱。

战后日本，除某些特殊时期外，即便是国民对政府行为或政策感到不满而奋起抗议游行，也表现得相对理性、平和，且秩序井然，很少出现过激的抗议行为。看上去就是个正常、本分的普通日本工薪族，竟然采取如此极端方式来表达对安倍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抗议。这一战后日本史上罕见的过激抗议事件，不仅令日本问题研究者愕然，也让所有关心日本政治动向的各国媒体讶异。

更令人惊诧的是，这一罕见的“自焚未遂事件”似乎并未引起日本主流媒体的关心与注意。遥想当年三岛由纪夫切腹自杀以“唤醒”昔日日本精神之事件曾引起的轰动与关注，此事更令人唏嘘。作为亚洲“优等生”的日本到底怎么了？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普通国民以宝贵的生命为代价发出悲壮的抗议呼号？

罪魁祸首当为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2012年再度上台执政的安倍，视民意为无物，强势引领日本在恢复昔日“帝国辉煌”与“荣光”、彻底抛弃战后和平主义的道路上极速狂奔。虽然和平主义在日本仍然影响深厚，但据日本《每日新闻》近日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8%的受访者反对政府行使集体自卫权，但无视民意的安倍却执意要将日本从“战后体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无怪乎会引发民众的不满。

对安倍来说，日本自接受所谓“东京审判”就遭到“战后体制”的束缚：作为战败国日本被迫在军事和外交上“屈从”于战胜国美国，同时不得不反复向中国等邻国为它在侵略战争期间的“行为”道歉。对“战后体制”倍感憋屈的安倍，在首次就任首相时就以摆脱“战后体制”为己任。再度执政的安倍，以使日本为世界和平与国际合作做出更多积极贡献为由，提出“积极和平主义”以取代战后和平主义，即实现由“非军事贡献”向“军事贡献”的转换。2014年，安倍内阁的重要使命是通过修改宪法解释即“修宪”的方式，突破战后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禁区，允许政府行使集体自卫权。

无论从安倍的政治思想DNA还是其国家主义理念来看，安倍极力推动的包括解禁集体自卫权在内的国家安全战略与防卫政策的调整，其基本立足点是降低对美依存度并推进日美同盟关系的对等化。安倍寻求“自立”的野心和致力追求的上述调整，已经远远超过包括其外祖父、前首相岸信介在内的历届日本领导人追求对美“对等”的力度和高度。但是，就像日本庆应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添谷芳秀指出的那样：“美国并不认为安倍政权推进的安保政策打破了日本的‘战后体制’”。

或许，鉴于亚洲新的力量对比，美日伙伴双方在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问题上早已达成默契共识——若要成功地应对崛起的中国对美日构成的挑战，就需要尽可能地给日本松绑、降低其对美国的从属程度，并使日本重新获得安保独立决策权。

（张伯玉，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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