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一战促使世界殖民体系走向崩溃边缘【4】

　　日本“金刚”号战列舰。这是一战前日本向英国订购的最后一艘战列舰，1913年交付日军使用。一战后国际格局变化，日本觊觎英国在远东的利益，英日同盟解体。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金刚”号参加入侵马来半岛和攻击英国远东舰队的行动。(资料图片)

　　未能建立合理国际格局

　　其次，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由欧洲列强主导国际格局的状态，将欧洲以外的强国引入了国际争霸的舞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提出了建立一个全球性国际格局的任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清楚地表明欧洲能够单独决定世界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近代以来的历次国际体系都是以维持欧洲均势作为核心任务的，但是随着欧洲国家的衰落，这种做法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国家自身无法决定战争的结局，而不得不寄希望于欧洲以外的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参与。美国、日本和俄国（从西欧政治家的传统观点来看它也被列为非欧洲国家）的崛起对欧洲国家构成了直接的挑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如何将非欧洲强国包括进来，建立一个超出欧洲范围之外的、合理体现世界力量分布的格局是战胜国在和会上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但是，一战后建立起来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却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它有两个致命的缺点。第一个缺点是，该体系的经济中心和政治、军事中心分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跃变成了欧洲的债权国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国际金融中心开始从伦敦转向纽约。苏联则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经济实力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但是，这样两个经济大国却被排斥在凡尔赛体系之外。在凡尔赛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英国和法国虽然仍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但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衰落，它们对国际局势的掌控能力受到极大削弱，在许多情况下都不得不求助于非欧洲国家的帮助来度过危机，比如20年代需要美国帮助解决赔款问题、30年代需要苏联帮助建立集体安全就是突出的例子。没有强有力的经济支撑，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就像“泥足巨人”一样缺乏稳定性。

　　第二个缺点是，作为这个全球性国际格局的两根支柱——凡尔赛体系和华盛顿体系——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华盛顿体系是为了弥补凡尔赛体系在地域上仅仅局限于西欧的缺陷而建立起来的，但是召开华盛顿会议的时候却几乎没有考虑到欧洲的情况。德国和苏俄没有受到邀请，这样，凡尔赛体系的不满者就不能在其他地方获得补偿，从而无法减轻它们的怨气。不仅如此，华盛顿体系还增添了一个新的不满者——日本。日本由于失去了一战中暂时取得的独霸中国的地位以及认为在确定海军比例时受到了歧视，逐渐走向了与英美等国的对立。更严重的是，虽然华盛顿体系确保了英美在海军总体力量上的优势地位并废除了英日同盟，但是由于它们的利益遍及世界，不得不把自己的海军也分散到世界各地。其结果是，华盛顿体系没有把美国带入欧洲事务，相反却把英法拖进了亚洲事务，使它们背上了新的包袱，让稳定国际局势的任务对英法来说变得更为艰巨。这两个缺陷使得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短命的国际体系，仅仅维持了20年就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解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非欧洲强国（美苏）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变得更加突出。如果没有它们的支持，欧洲强国连生存都成问题。美国和苏联作为打败轴心国的主力，在安排战后秩序上获得越来越大的发言权。而在此过程中，它们都在有意无意地削弱传统欧洲强国的地位。斯大林在东欧各国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行动，以及罗斯福建立联合国，提出“四警察”的构想，都是希望加强非欧洲强国对于欧洲事务的操控。在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欧洲国家只有两个，而且都逐步失去了世界性影响。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建立全球性世界格局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特征就是欧洲强国的衰落和非欧洲强国逐步取得支配地位。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世界性的国际体系。

　　民族独立潮流不可阻挡

　　第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亚非拉广大不发达国家民族意识增强，开始走上了摆脱西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道路。

　　早在大航海时代，西方列强就开始了对外殖民扩张的步伐。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建立，绝大多数亚非拉不发达国家都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资本主义制度的成功似乎在不发达国家人民的心中树立了西方列强不可战胜的形象。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种形象崩溃了，西方国家陷入了彼此之间旷日持久的厮杀，将它们的丑陋和缺陷暴露在世人面前。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都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自己摆脱西方列强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契机，因此，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来的是这些地区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

　　在此背景下，威尔逊将“民族自决”包括进了他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之中，在巴黎和会上也建立了委任统治制度，作为以国际化手段解决殖民地问题的努力。委任统治制度明确指出受任国实行的是“暂时的过渡的统治”。虽然委任统治主要是针对战败国殖民地实行的，而在其他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主权问题上巴黎和会仍然采取偏袒西方列强的立场——比如将德国在中国青岛的权益转交给日本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但它毕竟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解决西方列强争夺殖民地问题的方案——通过非殖民化避免列强之间由于殖民地问题发生直接碰撞。而这恰恰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提供了摆脱西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契机。

　　正是在巴黎和会后，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从20世纪20年代起，以中国为代表的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凝聚力，对西方国家的强权政治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从“九一八”事变，到埃塞俄比亚抗意战争和西班牙内战，不发达国家首先打响了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枪声，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各种抵抗运动的方式，对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意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逐渐觉醒，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殖民体系则走向崩溃。中国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证，中国人民在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做出了巨大贡献，跻身于反法西斯主要盟国之一，迫使美英先后宣布放弃在华特权，并且在《开罗宣言》中指出“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在新成立的联合国中，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国际地位有了极大提高。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是当我们从整体的角度来考察它们的时候，可以看到两次世界大战在推动人类历史发展方面的清晰脉络。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极端民族主义、世界格局变化和殖民地等问题推到了世界的面前，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对此提出了解决方案，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与20世纪初截然不同的世界。（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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