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邓小平侧记——回忆邓小平1985年的一次谈话【2】

　　邓先与吴学谦外长握手，然后与在场的中方人员一一握手。与我握手时，吴外长介绍：“这是英文翻译小张”。我觉得邓的手很软。我和邓的目光也有一个短暂的交集，邓的目光相当平和。他问我，“哪里人？”，我说，“上海”。邓停驻了一下，好像“上海”这两个字给他带来某些特殊的记忆。“知道霞飞路吗？”邓问我，目光中似乎带着一点对往事回忆。我略微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是淮海路吧”。邓微笑点头。

　　霞飞路是上海淮海路在法租界时的路名，也是整个法租界乃至整个上海最有名的商业街。我小时候家里住的地方离淮海路不远，经常听到街坊的老人提及霞飞路。邓二十四、五岁的时候，曾在上海做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可谓出生入死。当时中共领导人之间都是单线联系，而作为秘书长，他则要把所有中央机关领导人的地址和电话都记在脑子里。据他本人后来回忆，他一生中两次最大的历险都在上海。一次是“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还有一次，巡捕得知周恩来、邓小平在一起的住处，要来搜查， “在家里的同志得到情报赶紧搬家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

　　邓的第一次婚姻也是在上海，妻子张锡瑗是他过去在莫斯科学习时的同学，也是地下党的战友。但不幸的是，张锡瑗因难产在上海去世。邓当时正在上海向中央汇报他在广西百色领导起义的工作，竟来不及亲手掩埋妻子的尸体，就匆匆赶回广西了。 直到1949年解放，邓小平进城后找到了张锡瑗的墓地，把她的遗骨重新装入小棺，迁入龙华公墓。邓小平也和常人一样，对自己年轻时呆过的地方留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恐怕晚年的邓喜欢到上海过春节也和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有关。

　　我也多次去过邓小平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逗留过的地方，如巴黎的意大利广场、里昂的索恩河西岸。我想，邓小平之所以能领导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一定与他早年在巴黎、里昂、上海这些大都市闯荡过有关。一个从16岁到26岁的年轻人，在自己思想走向成熟的年代里，闯荡在国际大都市。当时的邓可谓一贫如洗，大城市的浮华势利一定给他带来过许多不愉快的经历和回忆，但城市毕竟体现了一种不同形态的文明。我觉得邓小平是那一代的中共领导人中“城市情怀”比较强的人，我甚至认为他年轻时闯荡世界大城市的经历，使他获得了成为中国现代化事业领导人的一些特别素质。

　　邓在沙发上坐下后，对我说了一句话。他用手指着自己的右耳对我说，“我听力不好。翻译的时候，声音能不能大一点？”他商量的口吻显示了对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尊重，也显示他为人的涵养。邓是个有尊严、有气度，但没有架子的长者。我轻轻地向他点点头，同时把面前的话筒调到一个合适的角度。

　　邓的目光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有不少外交部的年轻人，“这么多年轻人，好”，邓一口抑扬顿挫的四川话对吴外长说。邓讲话声音底气很足，声音很响，好像不用话筒都可以传很远，这说明他身体尚好。但也可能与他耳背有关。听力不好的人，讲话声音往往都比较响。

　　大会堂的女服务员给每人都递上一块热毛巾。邓小平用双手把热毛巾打开，擦了一下脸，然后再把毛巾对折，擦了一下额头，再放回碟子。他从茶几上拿起火柴，划了两下，点燃了他的特制熊猫牌香烟。邓轻轻地吐了一口烟，淡淡的一缕白烟徐徐上升，绕过他整齐乌黑的头发，从我眼前慢慢晃过，又转了几圈，消失在福建厅偌大的空间里，这使我想起了不久前亲历的另外一段插曲。

　　这一年5月，我参与接待了访华的丹麦前首相保罗·哈特林。吴学谦外长在钓鱼台宴请他。话题不知怎的转到了邓小平吸烟上。哈特林说：1974年10月，他以首相的身份访华，见了邓小平。邓一坐下就拿着自己的熊猫烟，问他是否抽烟，他说不抽。但哈特林夫人此时主动插话：“我丈夫虽然不抽烟，但他喝酒”，邓听了大笑，说，“我是两个都做，烟也抽，酒也喝，但身体好像还可以”。哈特林很认真地对吴外长说：“我今天还记得邓小平讲这番话时那种得意洋洋的表情”。

　　（四）

　　吴外长和周觉部长助理开始给邓汇报。我是第一次见到部长给邓小平汇报，吴和周两人在邓面前没有拘束，双方有问有答，非常自然。因为邓听力不好，他们有些话得讲两遍。邓问吴外长，穆加贝是不结盟运动主席吗？吴说，不是，现在还是印度。邓说：“对，对，我搞错了”。邓是个人，不是神，他听别人的介绍，简要地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如果他搞错了，就说“我搞错了”。邓对吴外长说，“外交部送来的材料我已经看了”。邓当时每天工作两小时左右，一般都安排在上午，外交部送给邓的材料是浓缩了的大字本。邓问吴外长：“我上次见他是1981年？”吴说：“对”。邓说：“那次见面，他有点牢骚”。1981年那次访问时，性格倔强的穆加贝当着邓小平的面表示不能理解中国对毛泽东采取的态度，对文革遭到否定也颇有微词。邓对他做了详尽的解释，中国搞的不是非毛化，而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实际上，为了准备这次接待，我连着几天去非洲司看文件，翻译室也让我阅读邓见其他一些外国领导人的谈话纪录，熟悉邓的讲话风格和遣词用句的习惯。我特别仔细地阅读了邓小平1981年会见穆加贝的谈话纪录。

1987年1月，邓小平会见穆加贝（图片为作者本人提供）

　　这是穆加贝第五次访华，津巴布韦独立前来过两次，争取中国对反对罗得西亚白人少数人政权的支持。独立后，第一次访华是1980年访问北朝鲜时过境北京。第二次是1981年的正式访问。邓问吴学谦，“他和赵紫阳总理谈的怎么样 ? ”吴说，“很好，但主要是谈双边关系和非洲形势，还有一些国际问题”。邓问“我们给津巴布韦的援助用的怎么样？”这个问题也展现了邓务实的一面，过去中国提供给非洲许多援助，不少援助给腐败官员贪污了，效果欠佳。

　　邓显然关心非洲的发展道路问题。邓问周觉，“白人离开了多少？”邓抓住了一个关键问题，这就是非洲在民族独立之后如何在国家建设中处理好与白人的关系这个问题。吴学谦和周觉一一作了回答。邓从1981年和穆加贝的接触中，了解了穆加贝的激进，所以在1981年的谈话中就已经提醒他注意中国自己因左倾激进而蒙受的巨大挫折。邓听完汇报，说了一句话：“看来他头脑有点发热。我就谈谈我们自己的教训吧”。邓又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眼睛若有所思地看着大厅的另一端，显得凝重，邓在思考。这个形象至今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因为是第一次给邓小平做翻译，老过提前一天给住在钓鱼台8号楼的我打来了电话，提了三点要求：第一，不要怯场。第二，要翻得准。第三，声音要响。我的心理素质还算可以，很少怯场，反倒是有一点儿微微的兴奋，毕竟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直接接触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凭自己两年来替其他领导人做翻译的经验，我知道这种临场感觉和状态是对的，这种感觉有利于口译的正常发挥。做过口译的人都知道，口译既是技能，也是艺术，临场状态往往是决定水平发挥的最重要因素。

　　（五）

　　10点缺3分的时候，穆加贝一行抵达大会堂东门，吴明廉司长接到了客人抵达的电话，走到邓面前轻声地说：“客人来了”。邓把手中的烟在烟缸里压灭，站起身正要走，细心的警卫秘书张宝忠发现邓小平的一缕头发滑了下来，赶上前，从自己中山装上衣口袋里敏捷地拿出一把小梳子，替邓把头发往后梳了一下，再用手掌在邓的头顶上轻轻地压了一下，把头发压住。邓笑了，说：“你心很细喔”。然后就走向福建厅门口，站在屏风旁边等候穆加贝的到来。

　　穆加贝一抵达，邓小平与他热情握手拥抱，邓说：“欢迎你，很高兴再次见面”。穆加贝说：“您看上去还和四年前我们见面时一样健康”。邓摆摆右手，“马马虎虎吧”。穆加贝说：“您看上去不像八十开外的人”。邓笑着说：“我已经八十一岁了。身体总的说，还可以，但一些零件不灵了”。邓用右手食指了一下自己的右耳，“这个零件不灵了”，又指着自己的左耳，“这个稍好一点，所以我见客人都是这样坐的”。邓意思是国内一般领导人见外宾，客人坐在主人的右手侧，而邓因为左耳听力好于右耳，见人都把客人安排在自己的左侧。

　　邓接着说，“除了耳朵，其它零件都还正常运转”。穆加贝大笑。把身体各个器官比作机器零件，据说是红军时期开始使用的话语，透视出红军将士置生死于不顾的一种洒脱。作战受了伤，如果大难不死，就互相开玩笑地问：“你丢了哪个零件？”后来看了电视连续剧《亮剑》，其中主要人物受伤之后的对话也用这个比方，大概印证了这个典故的出处。邓的轻松调侃也使人感到他心态的年轻和对生活的洒脱态度。

　　邓和穆加贝亲切寒暄后，就把话题转到正题。邓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情况开始一直讲到今天的改革开放。现在回想起来，邓的这个谈话包含了他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对今天了解邓小平的思想，了解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乃至判断今后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都有一定的意义。

　　谈话一开始，邓就用很肯定的口气对穆加贝说，从1949年到1956年这段时间，中国的事情“做得非常好”。邓一口气用了三个“搞了”：“搞了土改，搞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搞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邓讲话有一种气势，喜欢用排比句，三个“搞了”就体现出老人讲话的这种气势。当我翻译出“土改”一词，穆加贝微微点了一下头，也许这正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他的众多追随者当年就是冲着他“分田分地”的口号，参加他领导的武装斗争的。

　　邓小平对中国的土改一直是积极评价的。他在另外一个场合曾这样说过：“土地改革把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生产力解放出来了”。土改从1950年开始到1952年底完成，与朝鲜战争几乎同时进行。这场翻天覆地的运动使占中国人口四分之三的三亿农民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这个过程不无暴力，但从中国历史进程的大视角，这场疾风暴雨般的变革实现了中国农民千百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梦想，使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直到十年文革之后人们重新评价毛泽东时，邓小平还是坚持说：如果不能恰如其分地评价毛泽东的这项功劳，“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

(责编：宋胜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