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邓小平侧记——回忆邓小平1985年的一次谈话【4】

　　至于邓小平防右的思想，看似老生常谈，而实际上却包含了重要的道理。就在会见穆加贝之前的一个星期，也就是1985年8月21日上午10点，邓小平会见了坦桑尼亚的尼雷尔总统。邓当时对尼雷尔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问题是怎么坚持。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政策？还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实际上，邓在许多不同的场合谈过这个问题，展现了他的政治担当和定力，但他讲的四项原则绝不是僵化的东西，而是充满活力的东西。他讲坚持党的领导，但也提出要大力改善党的领导。他讲坚持马列主义，但反复强调马列主义的本质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研究和解决问题。至于社会主义，邓小平则赋予这个概念以全新的内容。可以说邓小平用执政党的话语，为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预留了巨大的创新空间。

　　（七）

　　谈话还在进行着。

　　邓在谈反左不能纠正马克思主义，不能纠正社会主义的时候，我注意到穆加贝频频点头，但他在点头中似乎也期待着邓作进一步的解释。可邓接下来的一段话好像又使穆加贝感到惊讶。邓是这样说的：“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搞清楚，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实际上，早在1981年会见武侠小说大家金庸先生时，邓小平就问他：“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总有100多种吧”。并意味深长地说：“没有定规么，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

　　邓接着对穆加贝强调了另外一个命题：社会发展不能超越阶段。邓说：“共产主义是什么？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共产主义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接着邓又说：“要实现共产主义，就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而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资基础。”邓讲这番话也是一气呵成的，说明他对马克思意识形态话语的熟悉。我可以想象当年毛泽东派他去莫斯科舌战苏共理论权威苏斯洛夫时，一定也是欣赏邓的思辩能力。对于邓小平，社会主义意味着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邓接着以遗憾的口气说：可是在一个相当长时期里，“我们忽视了发展，发展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从一九五七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拿农村来说，到一九六六年的十年间，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多少。虽然有一些地区，农民的生活比较宽裕，但是多数地区的农民，还处在贫困状态。文化大革命时期，情况更加困难。”邓讲“没有增长多少”的时候，还摇了摇右手，以示强调。

　　随后邓又转到了他最常谈的话题：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他特别提到了农村改革的成功和城市改革的展开。“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邓说。“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已经见效了，农村面貌发生明显变化。有了农村改革的经验，现在我们转到城市经济改革”。邓描述的这种改革方法后来在国际上又被称为“渐进改革”，与西方在前苏联推行的“休克疗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后来曾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过文章，谈邓小平的改革之道：确立轻重缓急、先易后难的清晰格局：“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发展，后内地发展；先经济改革为主，再政治改革。这种做法的好处是，第一阶段的改革经验为第二阶段的改革创造了条件”。

　　穆加贝在这次访问中，曾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过担心：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能会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现在当着邓小平的面，他还是秉承自己一贯的坦率性格，对邓小平说：中国在第三世界的朋友都希望中国继续保持社会主义。在穆加贝用英文说这段话的时候，邓划了一下火柴，又点燃了一支烟，于是空气中又飘起一丝淡淡的烟味。等我译完这句话， 邓口气十分平和地回答：“中国的改革也好，开放也好，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邓还有板有眼地说：“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的现代化，还有这个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但在这四个现代化的前面，有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讲完这番话，邓的目光环视了一下整个会见大厅，好像在看大家是否听清楚了他的话。

　　邓小平的这段名言后来曾被一些人曲解。他们认为每推动一项新的改革措施，甚至购买一台设备，都要先问姓“社”还是姓“资”。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是一个整体概念，邓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各种办法，包括利用那些在资本主义社会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措施，不断地增强和壮大中国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使人民普遍富裕起来，使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发展起来，这就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经过上海视察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时，曾指着一台从国外进口的设备，开玩笑地问陪同人员：你说这台设备姓“资”还是姓“社”？并自己回答：这台设备原来姓“资”，因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现在姓“社”，因为在为社会主义服务。

　　邓小平然后又说了一段话：“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穆加贝频频点头。但邓马上接着说：“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这两种所有制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我们也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我们也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邓强调：“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邓用的还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术语，这也是当时主流经济学家的术语，但实际上邓已经大大拓宽了公有制的定义。他已经把中国正在进行的公有制改革都包括在公有制的定义之内。

　　对于穆加贝不甚理解的三资企业，邓小平也为他做了一个相当独到的分析。他耐心地替穆加贝算了一笔帐：“一个三资企业办起来，工人可以拿到工资，国家可以得到税收，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还有一部分，归社会主义所有”。好像为了说服穆加贝，邓还补充道：“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注意到邓在谈向外国学习时，他关心的从来都不只是“硬件”，他也关心“软件”，特别是如何把管理经验学过来。另外，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对三资企业的解释：他把三资企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一项一项地剥离出来，这的确是高明的算法，大概和邓公打桥牌时喜欢精确叫牌法有共通之处。这种算法也为后来中国所有制的改革打开了思路。邓的公有制概念已经包括了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三资企业中有利于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综合国力的成分。邓的思路无疑是超前的。

　　邓接着说：“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倒是觉得现在外国投资太少，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随后邓谈到了中国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的问题。这也是现在国内争论颇为激烈的问题。邓当时是这样说的：“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看到穆加贝目光中还有疑虑的眼光，邓又自问自答地说道：“中国会不会产生资产阶级？我看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今天不少人引用邓这段话，说既然今天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这是一种颇为偏激的看法。回顾30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两极分化的趋势明显，改革政策也有不少失误，但是邓小平的总体改革战略已经基本实现，中国的迅速崛起，全世界有目共睹。虽然一个富裕阶层已经出现，但同时中国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有了巨大的提高。我看了哈佛大学学者几年前在北京做的一个民调，虽然大部分人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了，腐败增加了，但同时绝大多数人也认为：在中国，通过自己诚实的努力，是可以改善自己命运的。也就是说尽管中国经历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有些还非常严重，但中国社会还能使绝大多数人感到这种最基本的公正。从世界的角度看，这是很不容易的，这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中国的另外一个巨大进步就是国家的综合实力与日俱增，特别是财税收入的大幅增加，为建立一个更为富裕公平的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后来多次为邓小平做过翻译，发现他有两条是不变的，他讲过很多次：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还在探索，但他同时又说有两条一定要坚持，一是党的领导不能动摇，二是公有制占主体不能动摇。现在回头来看，这就是邓小平的底线思维。社会主义的探索过程可能会出现许多问题，但只要守住这两条，即使出现了问题，我们也可以较快地纠正过来：比如地区差别大了，我们就推出了西部大开发计划，这些年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都比沿海地区快；医疗改革市场化走得太远了，我们可以重起炉灶，启动新的医改；养老保险从无到有，到现在的全覆盖。总之，有了这两条，即使发展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可以得到纠正。中国模式纠正问题的能力总体上比西方模式强得多。

　　尽管邓小平对穆加贝做了耐心的解释，但执著的穆加贝似乎还是有点不放心，他又对邓小平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将会给世界进步力量带来巨大损失。此时，我察觉到邓公的面部表情中有那么一丝不耐烦，这也是我多次给邓小平翻译中看到他的唯一一次不耐烦。邓把自己的烟蒂在烟缸里掐灭，又一次习惯性地用食指点着前方，用浓浓的四川口音说了的这么一句话：“我们还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他说得很响，很清楚。然后又说：“一旦发生偏离这个、这个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我们的这个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邓接着说：“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这个政策、社会主义的政策、我们的国家机器是有力量的，是能够去克服这些东西的。所以呀，事情并不那么可怕”。邓以这样的口气，这样的措辞，谈这么一个敏感的问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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