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邓小平侧记——回忆邓小平1985年的一次谈话【3】

　　邓赞扬了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就是1953年到1957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这个计划虽然是苏联模式影响下的产物，但主持制定这一计划的是比较务实的周恩来和陈云这样的领导人。50年代初，中国的落后程度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倒是毛泽东主席曾做过一个准确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 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而“一五”计划无疑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所有五年计划中完成最好的一个，其重点是发展重工业，苏联提供了相当的援助，包括帮助兴建156个大型项目。可以说中国是从“一五”才开始了邓小平所说的“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并很快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整个中国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问题更复杂一些。我后来查了一些材料，刚分到土地不久的农民就被要求加入合作社，至1956年底，参加高级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的推动下，公私合营也汹涌澎湃地进行。我曾和一位1949年前当过老板的上海邻居聊过，他坦率地说：“那个时候，白天在外面敲锣打鼓，晚上回到家抱头痛哭”。但是与斯大林在苏联推行的全部没收私有财产相比，与后来文革时期推行的“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相比，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显得相当温和。当时政府对资本家实行了“赎买”政策，资本家可以拿自己资产5%的红利，从1956年开始定息，七年不变。我这位邻居，到了60年代还天天喝咖啡，家中还有一辆摩托车，他念高中的孩子天天骑，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这辆摩托车给红卫兵砸了。

　　中国“从1957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邓提高了一点声音对穆加贝说。后来我注意到邓在谈1949年以后的发展经验教训时，总是把好坏的这条分界线划在1957年。在邓看来，1957年之前，一切都相对比较顺利。在此之后，中国出现了大问题。这段历史，邓本人是最高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之一。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曾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作了一个颇有新意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专门提到了中共已经是执政党，容易产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危险，需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个人崇拜。中共八大还确定了今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邓对这个提法也一贯赞成。但从1957年开始的一系列发展，使中国这辆快速行驶的列车改变了自己的方向。

　　邓小平首先提到了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邓是这样说的：“我们的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过分了。” 邓在另外一个场合也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 邓接着说，“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邓坦率地说，这些事情“使我们受到了惩罚”。在大跃进最疯狂的1958年，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由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动员了数千万人上山下乡，挖树找煤，找矿炼铁，建起了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土法炼铁炼钢。全国农村，一哄而起，把原来一二百户组成的合作社，变成了数千户，甚至上万户组成的人民公社，废除农民的自留地，吃免费的公共食堂，采取大兵团作战的办法来进行农业生产，最终对中国的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了一场灾难。

　　邓在另外一个场合也谈过他自己对这些事情的责任：“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拿我来说，能够四六开，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么好，就够满意了，大部分好嘛。”邓接着对穆加贝说，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减产，市场上商品很少，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穆加贝听到这段话时，一直皱着眉头，似乎有一种不完全相信的感觉。邓则继续自己的叙述。穆加贝听得很认真。穆加贝询问邓，中国是如何克服这种危机的。邓说，“那时，我们党和毛主席的威望很高，这是长期斗争历史形成的威望。我们把困难如实地告诉了人民，‘大跃进’的口号不再喊了”，穆加贝频频点头，他对毛泽东主席是非常尊重的。

　　邓接着说，我们采取了一些“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步骤和方法”。邓用词精辟，六个字：政策，步骤，方法，反映了老人治国的一贯思路，治一个国家，除了战略要正确，还要有与之配套的政策，轻重缓急的步骤以及切实可行的方法。“通过这样的努力，到一九六二年，我们就开始从困难的情况中恢复，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情况比较好”，说到这，邓停顿了一下，吸了一口烟，补充了一句：“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根除”。

　　邓接着和穆加贝谈起了文化大革命。邓说，“一九六五年，又提出了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邓讲“极端”和“泛滥”这两个词时的语气很重，还用右手食指在空中点一下，以示强调。我后来注意到这是邓的一个习惯性手势，要强调一个论点的时候，他总是用食指这样重重地点一下。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时掷地有声地说：“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用的也是这个手势。

　　说完这段话，邓停了一下，看着我，等我翻译。他也可能在思考着下面的谈话。邓接着说：“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一九六五年就开始了，一九六六年正式宣布。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搞了整整十年”。邓把“整整十年”四个字拖得很长，给人一种痛心之感。邓后来又多次说过历史给中国的机会不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文革的十年，加上之前的极左，中国被耽误的时间太多了，邓心疼。邓还说，“党内的骨干，差不多都被打倒了，这场革命的对象，就是这些老干部”。文革对邓小平也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邓这时缓和了一下语气，对穆加贝说，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纠正这些极左思潮”。

　　（六）

　　邓小平把余下的烟在烟缸里掐灭，带着一点自嘲，对穆加贝说：“吸烟这个习惯不好，但我这个本性难改”。这也使谈话的气氛轻松了一下。 穆加贝微微一笑，耸了一下肩，表示不介意邓小平继续吸烟。邓接着就开始谈另一个话题：防右的问题。这无疑也是邓小平治国理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邓对穆加贝说，我们在反左的同时，也提出了“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主动地提到了一九八一年他和穆加贝那次不算十分愉快的会见，说：“我们一九八一年见面时谈过四个坚持，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虽然邓小平已经八十一岁，但讲这四项原则时，他是一气呵成的。这首先说明他的记忆力仍很强。一九八七年我再次为他见穆加贝做翻译时，他也讲了这四项原则，但那次他是说一项，等我翻译完，再说下一项，而且中间还有不少“这个，这个”。穆加贝后来还问我，中文中“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同时也感到这四项原则不是他在正统思想支配下随便说说而已的东西，而是老人反复琢磨过的东西。邓认为，在中国的国情下，其任何一项的动摇都会给中国带来动乱。回头看，邓小平的治国理念也许可以归结为保持一种基本态势：既反左，也反右，走一条理性稳健的中间路线，确保中国不再走极端，不再走任何激进的路线，从而使中国能够在一个理性、稳定、有序的政治环境中，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邓接着说，“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说了这番话，邓又点燃了一支烟，会场有几秒钟的停顿。

　　邓显然是用执政党的话语在解释一个现代政治学上的极其富有挑战性的课题：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政治体制的性质和作用。西方主流的观点是：只有采用以一人一票普选为基础的多党制，政权才有合法性，才能实现现代化。而邓小平则认为，这条路对已经发展起来的西方国家也许合适，但对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型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一走就会天下大乱，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可能会在顷刻之间四分五裂，分崩离析。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强势政府，一个从革命性的政党转化成一个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己任的政党，并用这样一个政党保持稳定，领导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

　　邓在另外一个场合曾这样解释：在中国，没有这四条原则，就会形成亲西方的自由化思潮，而“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垮”。邓说：坚持四项原则只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那就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邓是强势立论，在涉及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上，他认定的理，寸步不让。

　　但在我的记忆中，一直到80年代，邓的这种观点在中国知识界和舆论界都不是主流。经历过数十年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带来的创伤，许多知识界人士真诚盼望大规模的政治改革。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高举“新思维”和政治改革压倒一切的大旗，一时引来多少羡慕和赞扬。1989年春天，充满爱国热情的北京学生打着“老戈你好！”、“民主——我们共同的理想”、“苏联的今天、我们的明天”等巨大横幅，涌往天安门广场，像欢迎凯旋的英雄一般，热烈地欢迎戈尔巴乔夫访华。这对邓来说，不能不是一件略为尴尬的事情。在外交部工作的人当时都清楚，正是通过邓小平的顽强坚持和中方的不懈努力，戈尔巴乔夫最终答应了邓小平关于改善中苏关系的三个先决条件，即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从中苏边界和蒙古撤军，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并为此而采取了一系列实质性的行动。在此之后，才有今天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学生们此时的满腔政治激情、声势浩大的游行，对戈尔巴乔夫英雄般的欢迎，实际上也把传统共产党国家转型过程中对两种不同道路的选择，放在了国人眼前。当时中国许多人和整个西方都看好戈尔巴乔夫，不看好邓小平。

　　但历史的发展往往就是这样吊诡：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政治改革没有产生他所预想的结果，而是导致了国家迅速解体和经济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民多年的储蓄随着发疯似的通货膨胀化为乌有，人均寿命降到了60岁以下。尽管戈尔巴乔夫本人至今仍在西方受到推崇，但他在自己人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1996年他曾参选俄罗斯总统竞选，得票率竟不到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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