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邓小平侧记——回忆邓小平1985年的一次谈话

　　（一）

　　我是一九八三年八月末的一天到外交部翻译室报到的。当时翻译室主任叫过家鼎，五十开外，个子不高，面容清瘦，大家都管他叫“老过”。他是一个视翻译质量为生命的人，也是外交部里为数不多的性情中人。他见到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看过女排比赛吗？”当时中国女排在国际大赛中连连获胜，举国上下为之欢腾。“女排是排球的国家队，我们这里就是翻译的国家队”，带着一种挑战的眼神，老过对我说了这番话。“我们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老过说，“总书记啊、总理、副总理啊，还有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我对官衔不甚敏感，但听了这番介绍，还是振作了一下。老过呷了一口茶，“当然，还有邓”。话似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但我感到了这是老过的压轴词。沉默了片刻，他提高了声音：“要下苦功，努力提高政治和业务水平，拓宽知识面，好好干。”

　　当时的外交部闹房荒，许多工作了十几年的外交官还分不到房子，司长、副司长还都住在北京的筒子楼里，像我这样新来的年轻人哪有房子可分。“如果暂时没地方住，我看住在办公室也可以”，老过如是说。至此，我大致认识到自己已踏上了一条特殊的翻译道路，并因此而获得了一段特殊的人生经历。第二天，我就把铺盖搬到了五楼的办公室，严格讲是办公室的打字间，安营扎寨，一连几年都以此为家，甚至有不灭的灯光，工作还算投入。

　　当时的翻译室每周都有一两次业务学习和政治学习。业务学习主要是练习口译，常用领导人见外宾的谈话作为材料，练习汉英口译。政治学习一般都是先读一篇中央文件，长的大家轮流念。翻译室上海人不少，吴语口音的普通话，“积极开展”念成了“唧唧开展”，这还过得去。有时候音走得太远了，北方字正腔圆的大嗓门出来纠正一下，引来众笑。念完之后就是讨论。讨论很快演变成海阔天空的调侃，时有密集的信息交流和精彩的思想火化。正值思想解放的年月，翻译室的空气是少有的民主，再加上大家接触的人，都是有头有脸的，同事间什么都谈。许许多多新鲜事之外，邓小平也经常成为一个中心话题。当时正值中英香港谈判的关键时期，有时扯远了，老过会突然大声说，“到此为止，打住，千万不要到外面去说，否则明天香港股票又要跌了。”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穆加贝（图片为作者本人提供）

　　我第一次直接给邓小平做英文口译，是我进翻译室工作两年之后的1985年8月28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穆加贝。20多年过去了，回忆这段往事，至今还历历在目。

　　穆加贝是1985年8月26日清晨6点20分乘坐中国民航普通班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的。中方的陪同团团长是轻工业部部长杨波。这次除了穆加贝本人外，还来了包括外长在内的六位部长，都下榻在钓鱼台国宾馆的8号楼。白天中方没有安排活动，让客人休息。

　　晚上7点，赵紫阳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为穆加贝举行欢迎宴会。过去宴会的方式是先由宾主分别致辞，然后通过口译进行现场翻译。后经过中国礼宾制度的改革，外交部直接把宾主双方的稿子都事先译成对方的语言，书面打印出来，放在餐桌上。这就省去了宴会上翻译占用的时间。在穆加贝站起来致辞的时候，赵紫阳把翻译稿一目十行地看了一遍，然后对我说，待他英文念到“今年我国农业可望获得大丰收”和“津中友谊万古长青”这两个地方时，“你就带头鼓掌”。我便仔细聆听，待穆加贝用英文念到这两句话时，我便带头鼓掌，一时间包括共和国总理在内数百人的掌声在大会堂宴会厅里响了起来。穆加贝微微点头向大家致谢。这一瞬间，我真有一种引领世界潮流的超现实主义感觉，以致后来，每听到《掌声响起来》这首歌曲，自己竟会联想起这段其实毫不相干的插曲。

　　（二）

　　穆加贝1924年2月出生于一个罗马天主教的农民家庭。念过六年小学和两年师范，然后就在国内以及赞比亚、加纳等国的中、小学任教，前后约20年，其间又在南非念过一段时间的大学。在加纳教书期间，他深受加纳开国元勋恩克鲁玛的泛非主义思想的影响，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从1964年到1974年，穆加贝曾被白人统治者投入监狱达十年之久。他重视武装斗争，相信毛泽东的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所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是与罗得西亚白人政权斗争的主要力量。在后来解决津巴布韦问题的历次国际谈判中，他是态度最强硬的政治人物。

　　今天的西方媒体已把穆加贝描绘成一个如洪水猛兽的独裁者。从2001年开始，由于津政府加速推行比较激进的土地改革触动了英方利益，英津关系恶化。2002年津大选后，英国指责穆加贝的民盟政府舞弊，加大对津制裁力度，目前仍未解除。2002年，英国主导下的英联邦决定中止津成员国资格，津政府则宣布退出英联邦。2005年1月，美国国务卿赖斯在上任听证会上将津巴布韦列为全球6个“暴政前哨国家”之一，津政府拒绝这种指控。

　　据我观察，穆加贝这个人相当复杂。他1985年和1987年两次访华，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会面，都是我担任翻译。在另外一些国际场合我也曾经近距离观察过他。穆加贝首先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憎恨殖民主义。他性格刚强、作风率直，但思想左倾。在长年的武装斗争中，他曾向他的游击队员承诺胜利后要进行土地改革，分田分地。独立之后的几年，他的政策还相对温和，后来越来越激进。我2002年夏天有幸去南非约翰内斯堡参加世界可持续发展问题大会，穆加贝和他的仇敌英国首相布莱尔都参加了会议，坐在一个大厅，被安排在同一个上午发言。我在现场亲眼目睹了穆加贝和布莱尔“正面冲突”的戏剧性一幕。穆加贝上台发言的时候，突然脱稿，用右手食指指着坐在前排的布莱尔首相，以愤怒激昂的语调，讲了下面这段话：

　　“当今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一些西方国家开口闭口什么人权民主，实际上是推行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我们过去就是从他们那里争取人权、争取民主，今天他们倒反过来教训我们了，真是毫无道理。我太了解这些人了。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农民首先要有土地，我们是按照法律形式，允许这些英国后裔保留一个农场，但他们要几十个。我不是夸张，这是实实在在的数字，他们要继续拥有几十个农场！我们在捍卫我们的主权和独立，我们没有威胁任何人。我们是津巴布韦人，我们是非洲人，我们不是欧洲人，不是美国人。我们不在乎英国的制裁。布莱尔先生，请你保留你的英格兰，但也让我保留我的津巴布韦。我们不要你的一寸土地，但请你也不要夺去我们的土地。当然，我们愿意和外界友好，愿意和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关系，但我们不会去祈求别人的施舍。现在关键是世界的发展模式要转变，从一切为了公司的利益转向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

　　话音未落，下面一片掌声，主要是非洲国家的代表和坐在后排的非政府组织代表的欢呼和掌声。不管穆加贝所说是否准确，任何一个对第三世界当今面临的艰难处境富有同情心的人，听完这番话是很少能不动容的。整个会议中最具有戏剧性的恐怕也就是这一幕了。他一讲完，我看到在场记者们的摄像机镜头几乎同时转向了坐在后面几排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布莱尔倒是神情依旧。他随后上台讲话，没有正面回应穆加贝的指控，而只谈会议的主题“可持续发展”问题。

　　津巴布韦的困境，乃至不少摆脱殖民统治非洲国家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都来自这么一个问题：一方面，非洲人民对西方长期奉行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义愤填膺；但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又大都控制在白人手中，这些白人已经是几代人生活在这里，也把自己看成是当地人了。我后来两次去过津巴布韦，一次是1986年陪李鹏访问非洲四国时路过哈拉雷，另一次是1995年参加一次国际会议。总的感觉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而到了2007年，竟出现了上百万人生活在饥饿之中。到了2009年，通货膨胀已经失控，政府不得不发行世界上面额最大的纸币100万亿津元，贬到最低的时候，100万亿津元也只能买半个面包，后来津巴布韦干脆放弃了货币主权，转而采用美元、南非兰特等货币。

　　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和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土地改革大不一样。津巴布韦土地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白人农场主只占津巴布韦人口的1%，但却控制了津巴布韦70%最肥沃的土地，但他们从事的是现代农业，掌握了现代技术和遍及世界各地的销售渠道。穆加贝把白人农场主赶走了，他的老游击队员出了一口气，过这也赶走了哪些掌握了现代农业技术和销售渠道的人。津巴布韦现在经济凋敝，民生艰难。这当中固然有自然灾害的原因，也有英国的刁难以及西方国家对它的制裁等原因，但穆加贝过激的政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坦桑尼亚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的大使鲁恩邦加先生曾是我的学生，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90年代中期，穆加贝邀请过坦桑尼亚经济专家访问津巴布韦，研究该国的土地改革问题。鲁恩邦加代表专家组当面向穆加贝汇报过他们的看法：白人农场主在津巴布韦已经形成了产业配套和规模经营，从良种培育，到饲料加工，到市场销售都形成了一整套产业链。专家组建议穆加贝土改时考虑这些因素。但当时穆加贝就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注意到了你们的意见，但我们最终还是要按津巴布韦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

　　在我和穆加贝私下的接触中，他给人一种文质彬彬的感觉。1963年他创立了津巴布韦民族联盟，任总书记，并从70年代开始打响了反对白人政权的武装斗争的枪声。他也参加了关于津巴布韦独立问题的国际谈判。可以说是一位在监狱、战场和谈判桌上都和白人，特别是和英国人打过长期交道的政治人物。一次从北京钓鱼台去机场的路上，他对我说：“我在白人的监狱里自学过伦敦大学法律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函授课程，后来与英国人打交道时，这些知识都派上了用场”，但他又告诉我“所有这一切，都不如我后来与英国人直接打交道的过程中所学到的东西多”。“我对英国人是太了解了”成了穆加贝的口头禅。

　　（三）

　　1985年8月28日，天气炎热。我随礼宾司副司长吴明廉等外交部工作人员于上午9点10分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福建厅是一个历史沉淀颇深的地方。1971年9月12日，周恩来总理曾在这里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指挥处理林彪叛逃这一突发事件。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会见外宾几乎都在这个大厅里进行。福建厅的正面墙上挂着《武夷之春》日光岩巨画，一派浓浓的八闽风情，宾主沙发中间的茶几上，放着绽开的郁金香，像是画龙点睛，使得偌大的会议厅获得了一种灵气。

　　邓小平的生日是8月22日，所以那天正好是邓小平刚度过了八十一岁生日之后不久。上午9点40分，邓小平穿着一套浅灰色的中山装，走进了福建厅。邓刚从北戴河避暑回来不久，避暑期间他天天下海游泳，所以脸晒得黝黑。邓走路平稳，身板笔直，看上去像六十开外，而不是八十一岁高寿。他小小的个子，却一下子吸引了大厅内所有人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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