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邓小平侧记——回忆邓小平1985年的一次谈话【5】

　　纵观人类历史，没有一个大政治家是回避暴力的，邓不宣扬暴力，但他的切身经历使他可能比任何人都了解中国的历史上出现过的多少混乱和动荡。在我的感觉中，邓的脑海里总是有一幅国家震荡、兵荒马乱、血流成河，民不聊生的意象。我后来做过一个粗粗的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79年的改革开放的140年间，中国持续的太平年景最长没有超过八、九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总是一次一次被打乱。农民起义、外敌入侵、军阀割据、内战连绵、政治运动，结果国无宁日，百姓遭殃。最后，正是邓小平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下了决心，把追求中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放在最优先的地位，结束给国人带来无数灾难的政治动荡，使中国走上现代化建设的快车道，整个国家也因此而迅速崛起。

　　回头看来，为了制止中国再次陷入混乱，邓是作了最坏打算的。我后来替邓公做翻译，几乎每次他都谈到“中国不能乱”这个主题。不管如何评论这些年中国政治的风风雨雨，不管中国的体制仍存有多少不如人意的地方，不管中国今后变革还会经历多少迂回曲折，但邓小平“中国不能乱”的观点似乎已成为当今中国多数人的共识，这是弥足珍贵的。 邓1992年南巡讲话时曾深有感触地说过，历史留给中国的发展机会不多，国家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 “乱了十几年都恢复不过来”。这是邓的肺腑之言。过去的20多年里，就我自己走访过的国家中，由和平转入剧烈动荡乃至战乱的国家就有二十多个。最令我刻骨铭心的是南斯拉夫的解体，我1986年访问过南斯拉夫，当时的南斯拉夫是一个远比中国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但该国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均被浅薄的西方话语忽悠，结果就是内斗四起，冲突和战争就像多米诺骨牌，一场接一场发生，最终是国家解体，20多万人丧生，无数致残，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创下了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最大的人间悲剧。塞尔维亚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的大使沃克维奇先生是我的学生，为我写过一篇比较铁托和邓小平的论文，他是这样结尾的：“铁托死后，他的南斯拉夫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而邓小平死后，他的国家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之一”。

　　（八）

　　邓关于社会主义的话题还在继续。

　　“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没有完全搞清楚”。换言之，邓不仅认为中国过去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苏联等国家也没有搞清楚。邓接着说：“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上世纪20年代采取的一些比较灵活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方法，包括把土地租给农民，吸引外国资金和技术，开展对外贸易等。我后来查了一下，邓是1926年抵达莫斯科学习的，在苏联整整呆了一年。虽然列宁已经去世，但1926年还属于新经济政策的后期，邓在苏联期间可能亲生体验到了新经济政策务实的一面，体会到了社会主义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中的有益东西来发展自己。这样做，有风险，但总体上利大于弊，中国也可以承受这种风险。

　　回头看，邓这段时间内在苏联学到的马克思主义，似乎也更接近马克思的本意，不像后来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言必称斯大林的王明。邓小平关于苏联新经济政策的话，也不是随便说说的。我后来至少两次听他对外宾讲过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显示了他对苏联整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这段历史情有独钟，反映了邓本人的基本价值取向。邓多次说过，这以后，“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指的就是后来取新经济政策而代之的斯大林计划经济模式。

　　邓接着非常诚恳地对穆加贝说：“穆加贝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但请你们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邓提醒穆加贝注意中国走过的弯路。邓说，“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但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观客观方面的情况，容易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急性病的错误。我们特别希望你们注意中国不成功的经验”。 好像怕对方没有听清楚。他又重复了一下：“我还是这句话，希望你们多注意中国那些不成功的经验”。这时，邓略微停顿了一下，等我翻完这段话，他又补充了一句：“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

　　时间飞逝，很快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双方都有言犹未尽的感觉。邓说，“我们的同志编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里面是我的一些讲话，有十二大的开幕词，不知你读过没有？”穆加贝坦率地摇摇头。并说，非常想看看这本书。这时，我看到吴明廉已经走了出去，大概去布置工作人员赶快去找这本小册子的英文版。据说礼宾司的一位小伙子马上要了车，赶去北京王府井的外文书店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英文本，但却被告知书店无货。 后来吴告诉我，外交部礼宾司的一位同事正好买了一本，准备和中文版对照学英文的，还算新。礼宾司就把这本书要来，作为邓的“礼品”送给穆加贝了。

　　邓一生写的东西不多，但发表的谈话很多，他对自己谈话整理出来的书面文稿看得很重。我多次听他对外宾说，我的那个集子里对这个问题有非常准确的表述。但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喜欢邓的原话，那些带有邓个性的东西，那些随意的发挥，那些土话，那些不怎么规范，也不面面俱到的东西，甚至带有“这个，这个”的原汁原味。它们能更好的反映邓作为一个人的朴素本色。邓小平和他讲的道理实在都是很朴素的。穆加贝最后对邓说，“和邓主任的谈话使我坚信中国仍然在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谈话结束后，两人站起来握手话别。穆加贝说：“我相信您一定能健康地看到香港回归”。邓诙谐地说，“还要看马克思能不能批准”，在场的人都笑了。邓又补充了一句：“可能还要和马克思谈判谈判”，大家笑得更厉害了。大概是一讲到香港回归，邓自然联想到了中英之间为期一年多的谈判，联想到了和马克思也要谈判谈判。邓小平的朴实、诙谐和幽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下午1点15分，穆加贝离开钓鱼台国宾馆去首都机场，坐北朝鲜的专机去平壤。坐车里只有他和我，还有司机。陪同部长杨波先去了机场等候。穆加贝拉开一点儿车上的纱窗，对我说，一个大国的领导人能够说自己过去受到了惩罚，“这个词很重啊”，他这是指邓谈大跃进时所用的词。他还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这个年纪的人对文化大革命有印象吗？我说，有一些印象，我看过海外归来的科学家扫厕所。穆加贝此时颇为感叹，看着北京大街上秩序井然的行人和车辆，说了一句给我印象很深的话：“中国真是个奇妙的国家。我文革的时候也来过中国，表面上一切都是那么安宁和平静，看不出任何问题”。我隐隐地感觉到邓小平的谈话没有完全说服他。

　　回顾这些往事，感触良多。我常想，如果穆加贝能够记取邓小平当年给他的忠告，也许津巴布韦今天就不至于陷入如此困难的局面。当然，津巴布韦乃至整个非洲面临的挑战非常复杂，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尚未找到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成功之道，他们还在探索中，也许还要摸索很长的时间。今年六月，我们复旦大学中国模式中心与牛津大学中国中心联合举行了一次“中国模式与非洲发展”的高端研讨会，我们强烈地感受到：非洲朋友渴望了解中国的成功之道，渴望能在非洲复制中国奇迹，甚至可以说这正在成为一种新的“非洲梦”。当然，这绝非易事，但我们还是要为非洲国家祈福，也愿意与非洲朋友分享中国的经验和教训。

　　还是回到邓小平吧。我曾在不同的场合总结过自己对邓小平的印象，主要是四点，一是眼光：邓小平是一个大战略家和军事家，具有超长的战略眼光。西方政客一般谈的是“一百天内，要怎样怎样”，邓小平是“一百年内，要怎样怎样”，今天世界上很少有眼光如此长远的战略型政治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长远的战略定下了，近期的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他提出的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他坚持党的领导和公有制占主体，公有制可以有各种形式，只要公有制占主体，即使一时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最终也有办法在发展中逐步解决，这些都属于跨长度的大战略。

　　二是思路：邓小平是一个思想者。他在我脑海中浮现最多的形象，就是他坐着，静静地抽着烟思考问题，目光注视着前方。他喜欢和别人谈一些“自己脑子里正在转的东西”，他的许多新思路经常能使人眼睛豁然一亮。他对华国锋的评价就是华没有多少自己的东西。他1992年南巡中最令人眼睛豁然一亮的那段话就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经济手段”。一下子把纠缠了中国改革开放很多年的问题说清楚了。

　　三是清醒：邓小平是一个头脑非常清醒的政治家，相信实践出真知，他坚持一切外国的思想和做法，都要先经过中国的实践来检验，再确定是否在中国推广，绝不能盲从。他反复讲：不要靠本本，而要靠实践。这种高度务实的理性态度使中国避免了民主浪漫主义（即民主原教旨主义）和市场浪漫主义（即市场原教旨主义），避免了西方话语的忽悠，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四是大气：作为一个人，他大气，他乐观豁达。他一生中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多次大上大下。一个杯子里只有半杯水的时候，他总是看到有水的半杯。出现危机的时候，他总看到危机背后的机会。毕竟是指挥过千军万马的领导人，他讲话也非常大气。一次我给他做翻译，讲到打仗，当时外宾问他，你们和越南打自卫反击战，没有担心苏联介入吗？当时的苏联是个超级大国，军事比中国强大很多。邓小平是这样回答的：苏联是个超级大国，但是一个小小的阿富汗都打不下来，怎么敢打中国呢？这也是一种底线思维，做决定的时候，把事情推倒最坏的结局，然后看能不能应对，能应对他就出牌了。

　　从1983年起，我以各种身份，断断续续走访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距离观察过的中外政治领袖人物近百人，邓小平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邓公确实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改变了中国，并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世界的人。我有幸在自己生命最宝贵的年华中与这个伟大的生命有所交织，感受了他作为一个领袖的睿智和勇气以及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情趣，随后又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范围内，感受到了他的思想和智慧给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所带来的深刻变化和深远影响。在邓公诞辰110周年之际，谨作此文以缅怀这位难忘的人。

(责编：宋胜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