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医疗和病人也是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一个关系，之所以医疗行业不适合市场经济，换句话说，医疗是个市场失灵的行业，医疗不能当产业来做,但是健康可以做产业，比如说体育是健康的部分，就可以做产业，养生、药膳这些都可以做产业，如果不想办法减少病人，单靠改革医院，解决不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怎么才能减少病人呢？我们采取了五条措施：一个是大病调查和干预。从2013年开始，每年选择群众患病人数多、看病负担重的五种疾病，对患病原因和干预方法组织专家调查一年，第二年在全社会发动老百姓干预这五种病。比如第一年干预了五种病，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肾病、白血病，这五种病甘肃有1300多万人患病，这1300多万人患病人群解决了，“看病难”就解决了。比如说白血病。我们把这个写到农村“健康文化墙”上，再过两年甘肃白血病就少了，因为一个白血病每年要花费20多万，所以白血病少了，甘肃“看病难、看病贵”也缓解了一些。所以，每年调查五种，现在已经调查了三年，这是一个减少病人的办法。
刘维忠：
第二个是疾病的排序。甘肃在全国有特色就是搞了一个疾病谱排序软件，每个月排、三个月有多少人统计出来进行排队，全省把疾病谱每个月都排出来。疾病谱排序在甘肃作用非常大，减少很多病人。
刘维忠：
第三个是推广“村级三件事”，也是减少病人的一个方法。第一件事，我们用“一病一墙”的方式，比如糖尿病一面墙，我们发动农民种苦荞麦，多数糖尿病人吃了血糖就好了，用食疗的方法解决慢性病。还有高血压“一面墙”、高血脂“一面墙”，所以我们的“一病一墙”文化墙，人民日报发了一个评论“健康文化墙，犹如医生在身旁”，好多农民在墙上照相、搞食疗，提高农民的健康素养。第二件事，每个月天一下雨农民没事干了，村医把农民召集起来，互相交流一些保健经验，交流一些土方子，村医讲一些慢性病的管理方法，这是“健康三农”，在各个村都开展起来了，有好几年了。第三件事，我们通过招标，花了25元钱，给农民每户发了一个“保健箱”，“保健箱”里有一个盐袋子、有一个刮痧板、拔火罐器、体温表，给400多万农户一户发了一个，挨家挨户培训，现在基本培训完了。就一个盐袋子，农民把盐炒热里面加一些茴香、花椒叶治13种病，比如颈椎病、甲状腺结节、咳嗽、咽炎、腰椎间盘脱出、肩周炎、关节炎、胃疼等等，特别是治老年的前列腺肥大效果明显，农民把一些适宜技术就掌握了。对于一些小病我们提出“保健在家庭，小病在乡村，大病不出县”。甘肃农民健康素养提高了，这是减少病人的重要方法。
刘维忠：
第四是健康教育进家庭。健康教育进家庭、进学校、进机关、进社区、进农村，每年搞四十多场健康教育讲座，培训医生，医生看完病给病人搞健康咨询。我们在市县电视台免费播放健康养生节目，提高农民的健康素养，健康教育应该是医疗卫生最高境界。
第五是健康促进模式的改革。健康促进模式的改革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效果非常好，我最近去渭源县，住院率下降了16%，门诊下降了3%，所以健康促进模式改革让农民素养提高了。过去医生要增加收入，必须给农民多开药、多检查，现在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实行乡卫生院、县医院实行总额包干，比如去年增了一千万，今年农民得病少了，可能给你一千二百万，今年农民得病多了，可能给你800万，这样就能派越来越多的医生到农村入户搞健康管理，搞慢性病管理，搞预防。通过这五个减少病人的办法，落实了习主席讲的“公平可及、群众受益，改变医院趋利行为”的目标。
刘维忠：
第二个特色是医改方法上，我们提出了三句话，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最基础的问题，用尽可能少的费用维护居民健康，走中医特色的医改道路。举一个例子，比如2008年，我刚到卫生厅上班，一名患者上访睡在我办公室沙发上，对此进行思考后，我认为必须从用最简单的办法入手解决最基础问题才能让群众满意。后来我们采取了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医疗事故月分析会，乡以上卫生院每月都去召开一次一次医疗事故分析会，把医疗事故的案例拿出来，比如医生技术上出了什么问题，管理人员制度上出了什么缺陷，把医疗事故减少了40%。后来我们采取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卫生厅成立了患者权益维护处，市县成立了患者权益维护科、维护部，各个医院成立了患者权益维护站，患者有个告状的地方，我们设计了一个“四联单”，患者只要一告状，维权处就组织专家去评估，医院有问题就给你“四联单”通知，一联给医院、一联给卫生厅、一联给患者维权处，一联给卫生监督所。卫生监督所跟踪这个医院，医院得整改，医院不整改就给你记录不良业绩，甘肃省的哪个医院、哪个医生存在不良业绩，甘肃卫生监督所的网站上都可以直接看见，这个管理措施的效果非常好。
责编：王书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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