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嘉苓：台湾是这样生孩子的，大陆呢？

1933年，台北医院训练的新式产婆，在现今的台大医院门口拍毕业照

我妈是怎么生下我的？嗯，这个问题起码一年值得关注两次，一次是自己的生日，一次是母亲节，所以就让我们在五月的第二个礼拜认真看待这个问题。如果你去问医学百科，可能会得到这样的响应：“当子宫收缩的时候，下节子宫便逐渐延伸并变薄，子宫颈亦随着扩张，于是产道逐渐形成，而胎儿也下降经过骨盆……”。

于是你查到的数据，可能也适用于小英与阿仁，村上春树与西蒙波娃。但是这个问题如果问到社会学家，她们通常会把问题变复杂，把简答题变成申论题，而且还坚持要跟你互动问答。她们强调，生产并非仅是生理过程，而是个社会文化现象，而且每个社会如何组织生产照护的资源，还是个充满权力纠葛的过程。

三姑六婆来助产

我妈是怎么生下我的？这得看你生在哪个时代。让我们从一百年前的台湾社会谈起。早年大部分的妇女在生产时，往往由家庭成员来协助在家中进行。很多妇女都是下田到最后一分钟，痛得无法忍受，才回家生产。她们可能利用蹲坐跪卧等各种身体姿势的调整，来减缓阵痛，而有经验的年长女性，也会参与协助产妇的生产。有时村子里会有一名特别睿智而有胆识的妇女，自己生过几个小孩，之前也见习过其他生产，学得一些技艺，就担任其他妇女的接生人。

日本政府殖民台湾，开启了新式产婆的训练，也让台湾首度以称之为现代医学的模式，来进行助产。日本政府在台推行这项新的政策，当成是“科学殖民”的重要策略，希望引进新式的医学措施，以这种统治的福利，换得民心。当时很多政府官员、公共卫生专家与医师，在推行新式产婆时，大力批评台湾传统产婆如何愚昧无知，造成母婴的伤害，在许多卫生教育倡导上，也会把采用旧式产婆，当成是台湾民间的陋习。

社会学对于这种“新一定比旧好”的说法，总会特别谨慎。这些谴责传统产婆的说法，主要来自于有书写能力、能够将自己意见广为流传的政府官僚与知识精英，他们的说法也可能仅是一家之言，并不能轻易地就当是社会事实。传统产婆、产妇、乡里村民这些当事人的经验与看法，由于较少以书写的形式来正式记录，因此常容易被忽略。但是女性主义特别会注意这类边缘化、甚至被丑化的女性经验与观点。社会学家刘仲冬就曾指出，三姑六婆，原来是九种女性的工作，现在却被扭曲成妇女说长道短的负面说法。三姑是尼姑、道姑、卦姑，六婆为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而稳婆就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接生婆。这些三头六臂的女性，深受村落邻里所仰赖，却可能因为知道很多身体的知识，社会关系的秘密，因此而被打压。于是近年来一些研究，就特别强调要突破精英书写的史料，透过传统产婆与妇女的口述历史、民间歌谣如歌仔册等数据，重新看待传统产婆的贡献。

助产的三姑六婆，在晚近的一些研究，有了新的风貌。首先，日治时期常把新生儿破伤风归于传统产婆缺乏现代医学知识，然而当时医界的实证研究，根本无法轻易判定新生儿死亡是否来自于破伤风，自然破伤风与接生人之间的因果关系也难以轻易成立。再者，口述历史资料提出，传统产婆以苎仔丝绑紧脐带、断脐后在肚脐涂抹麻油，可能也具有消毒效果。更重要的是，在妇女的口中，这些协助妇女生产的年长女性，能干、热心、有胆识、经验丰富，是大家敬重的长者。在日治时期后期，其实台湾各地都设有新式产婆，仍只有一半的妇女采用，又让政府官员与医界大叹台湾妇女愚昧无知，殊不知这可能是传统产婆可靠好用，才如此深受民间信赖。

助产士的全盛与凋零

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之后，初期国家政策也设定以助产士作为主要的接生人，助产士逐渐成为协助妈妈们生产的主力。从日治时期以来，这些妇女进入现代产婆学校，获取正式训练，之后常开设助产所，四处奔波为人接生，堪称新时代的职业妇女。当初固然是因为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性别规范，才以女性来协助女性生产，而助产士往往要独立作业、冷静判断、处理产家各种状况，却也开拓了女性气质的光谱。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