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期而遇”：對書的記憶與記憶中的讀書——巫鴻《讀書》【2】

這種零星的知識獲取肯定不是我個人的獨特經驗，因為對一個十幾歲的孩子說來，“文革”前后的讀書大多是機緣的結果，少有可能按照文學史、哲學史、美術史的學科系統循序漸進。即使在大學裡——我有幸在“文革”前夕進入了高等學府，因此比“老三屆”多了些接觸書籍的機會——讀書也是一種極端斷裂和被嚴格控制的行為。不但圖書館在一九六四年以后停止外借封、資、修的“毒草”，即便是與專業有關的學術書刊（我上的是中央美術學院的美術史系）也被簡化為長不及一頁紙的枯燥名單。接踵而來的政治運動更將有限的課程化整為零。我們學院在“文革”之前已經轉化為槍林彈雨的政治戰場，先是停課搞“社教”，教授之間殘酷斗爭，隨后全體教職員工和學生被送至京郊的懷柔和河北邢台從事農村“四清”運動。從邢台歸來列隊重進校園，因心臟病留駐北京的同學張郎郎偷偷告訴我說一場更大的運動即將到來，那就是一個月之后爆發的“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家中圖書散失的時刻。

提起這段個人和全民的共同經歷，使我驚訝的還不是讀書的困難，而是我們實際上並沒有因此而間斷讀書，並且對書的情感由於其得之不易而成正比上升。童蒙時期偷窺的讀書因而被體制化和正規化了：我並不記得因書籍稀少而屢屢抱怨，記得的只是得到一本心愛書籍時的興奮以至狂喜。隨之的結果是一種自發的“細讀”：對一本情有獨鐘的書會重復地讀，逐字逐句地讀，像讀詩一樣地讀一本長篇小說或回憶錄，反復咀嚼那些讓自己心房顫動的句子。這種對書的興趣從不來自它們在文學史上公認的地位和價值——這是我所不知道的事情——而在於它們與自己內心的直覺默契。若干年后在哈佛大學知道了羅蘭 ·巴特的《文本的愉悅》——那是關於“細讀法”的西方經典論述，著實吃了一驚。但是與他的后結構主義分析不同，我們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細讀猶如第一次陷入愛情，所感到的“愉悅”是無可名狀的向往與迷惑。在哈佛我也發現了我和美國同學在知識構成上的一個巨大分別：雖然許多書（以及音樂和名畫）我都知道甚至知道得更為細致，但美國同學對這些書（以及音樂和名畫）的來龍去脈如數家珍。對他們來說這是通過學習得到的歷史，對我來說這卻是曾經經過的一段生命。

也許應該舉些例子了 ——但這實際上是個相當困難的事情，因為要想真正說清書籍的這種特殊時代價值就必須重構那個時代的壓抑而私密的氛圍，也需要回顧“書友”之間超過圖書的關系以及個人生活中的波折和情感動蕩。這都是超出這篇短文的事情，而且我曾有機會接觸過並相當喜愛的書也實在相當多。簡言之，如果以閱讀的“重復率”（即反復閱讀的次數）為准，大學以前當屬《紅樓夢》和《戰爭與和平》﹔一九六四年到“文革”初曾醉心於《約翰 ·克裡斯多夫》、《罪與罰》、《懺悔錄》（盧梭）、《大衛 ·科波菲爾》、《麥田守望者》、《在路上》、奧斯本的《憤怒的回顧》以及雷馬克的《凱旋門》。《約翰 ·克裡斯多夫》屬於大學初期的“個性解放”時期——它是一個許多內心敏感的讀書青年都經歷過的微型啟蒙運動。似乎是初中時逃學讀書的經驗延伸，我對大學中的思想控制痛心疾首但又找不到現實中的出路。書籍中的虛構人物於是成了比真實人群更加有血有肉的存在。與克裡斯多夫一起成為我的密友和知音的還有一些理想化了的歷史精英，如貝多芬和米開朗琪羅之類，他們強大的精神力量能夠把我震動到熱血沸騰、不能自已的程度。對文藝復興的興趣把我引向宗教和《聖經》。更遙遠的希臘隨之進入眼界：一邊閱讀著三大悲劇家的劇作譯文，想象著地中海旁燦爛陽光下環形劇場中的演出，一邊在一本能夠買到的最好的圖畫本裡臨摹著帕特農神殿中的殘毀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