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期而遇”：對書的記憶與記憶中的讀書——巫鴻《讀書》

小時候家裡的書很多，清清楚楚地分成兩類：父親的經濟、社會學及諸子百家、二十四史，母親的莎士比亞全集、小說、詩歌和兩大櫃《古本戲曲叢刊》。大約從小學和初中起我就開始閱讀這些書籍——更恰當的說法是系統地偷窺。雖然大人不曾禁止，但也從未明言鼓勵。那是反右派和“大躍進”的年代，母親在被劃成極右分子后就被停止了教職，父親也因參加撰寫“六教授”(即陳振漢、徐毓楠、羅志如、谷春帆、巫寶三、寧嘉風)經濟學意見書而處境岌岌可危。所幸的是家中的書櫃還沒有被觸動——它們的最終解體要等到十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破四舊”運動開始的時候，父母決定與其被撕被燒，不如把一些書籍送給喜歡讀書的學子。因此，我的表哥巫孟還就邀請了他在北大的一些同學好友來家裡選書，大包小包地背回宿舍。保存下來的圖書隨父母最后去了“五七干校”。幾年后原箱由一輛煤車運回北京，開箱后每本都是漆黑一團，裹滿煤粉，經過仔細清理尚可閱讀。我現在仍然保存著一些，作為那個時代的紀念。

因此對我說來，“文革”前的那個“偷窺”讀書時期竟然會喚起某種浪漫的回憶。常常是父母不在的時候，懷著一種忐忑不安的暗暗興奮，從書架上抽出這本或那本，一頁一頁讀將過去，在完全沒有知識准備的情況下期待著它們可能透露的隱秘。由於這種心理，也由於處在情竇初開、富於幻想的年齡，母親的文學書（其中常帶有引人遐想的插圖）總是更為神秘而具有誘惑力。莎士比亞、托爾斯泰、曹雪芹這些人我是知道的，但是喬叟、薄伽丘、司各特、雪萊、萊蒙托夫、司湯達、梅裡美、布雷克、德萊塞、斯坦貝克、關漢卿、王實甫、馮夢龍、湯顯祖、張岱——這些名字的意義就都必須自己一一發掘。

那確實是一種奇特的閱讀經驗：既無次序又無引導，但並不妨礙書中的文字和圖畫使我痴迷心醉。我至今不知道從這種閱讀中到底獲得了什麼東西。如果真的得到了什麼的話，那可能只是無數既無關聯又無實質、如冰雪般的碎片，融化消失在軀體中摸不著看不見的深處。如果這些碎片對我的知識和思想起了什麼作用，那大概只是在隨后的時間裡通過某種機緣被別的什麼東西粘結和承載，賦以預想不到的形狀。這個形狀也許可以被稱作某種知識，但它絕不是課堂和教科書中的那種知識的傳承與磨合。

那時候的另外一個讀書場地是書店。不知是因為過於早熟或晚熟，在進入了以革命傳統自豪的一○一中學以后，便發生了一種對學校的強烈抵制，從初二起開始想方設法地逃學出走。由於當時都是住校生，逃出校門以后就無家可歸，隻能在街上流浪。那時已是三年困難時期，嚴冬中的北京隻有兩個地方吸引著我，一個是書店（主要是離學校不遠的海澱新華書店），另一個是戲院（如果口袋裡有幾毛錢就可以買一個后排票連看幾場京戲）。海澱書店裡的文藝書籍大都放在櫃台后面，無法隨意接觸，但是科技、醫藥和地理等書籍基本上沒有人護衛。我因此可以坐在某個角落裡冰冷的水泥地上連看幾小時人體解剖學或動物、星相之類圖籍。雖然我對理工和科學並無特殊興趣，但這裡似乎比教室更像是屬於自己的空間。直到現在，當我回國逛書店的時候，看到坐在地上或樓梯上專心看書的年輕人時總會心裡一熱。似乎時光倒流，但知道他們所讀的肯定不是一樣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