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期而遇”：對書的記憶與記憶中的讀書——巫鴻《讀書》【4】

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可能由於當時的大腦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政治宣傳從不鼓勵獨立思考），而且神經常處於極度專注和緊張的狀態，背書成為一件相當容易的事情。雖然不能說過目不忘，但是讀過的東西很容易記住。這種能力隨后幫助我度過了一個相當困難的時期：因為被定為“張（郎郎）周（七月）反革命裡通外國集團”的核心人物，我被革命群眾組織抓捕進行隔離審查。而該組織為了避免對立面的搶奪（當時我們這種“現行反革命”成了雙方爭奪的戰利品），在幾個月內把我不斷地轉移到不同單位的監禁處所——其中包括東方歌舞團、中央戲劇學院、北京畫院、中央電影學院和中央美術學院。審訊之余無事可做，我就把記得下來的古文背誦抄寫作為一種消遣。一天夜間忽然被緊急轉移到北京畫院中的一間單獨隔離室。無人監視時四處搜尋，在床墊下發現一本帶有劉迅簽名的魯迅的《野草》，因而猜想所住之處曾是這位藝術界前輩的牢房。一天之內我把這本詩集中所有的作品全部背下，帶著這個記憶被轉送到電影學院的隔離室。那是我所經歷過的最可怕的地方：封閉的碩大攝影棚中被隔出一間小小的無頂板屋，一盞八瓦吊燈在攝影棚的高牆上映射出巨大的暗影。沒有白天和黑夜之分，不太遙遠的地方傳來微弱的慘叫。在那裡我把魯迅的詩作重新背寫了一遍，但是后來被監管人發現而沒收。

工宣隊進駐美院以后，原來水火不容的革命組織及其各自監管的“牛鬼蛇神”們實現了大聯合。美院中於是出現了一個龐大的“牛欄”，別號“牛街”。住在其中的我是美院一百多號“牛鬼蛇神”中最年輕的一個。“牛街”中是不許自帶書籍的，唯一的讀物是“毛選”中的指定篇章，如《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之類。總管的工人師傅——也許是一位更高層的領導——提出了“牛鬼蛇神”沒有資格閱讀“老三篇”（即《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因為這應該是革命人民的專利。一些老眼昏花、記憶衰退的教授們因此可能避免了背誦這些著名篇章的麻煩。對我說來，“讀書”的重新開始是在一九六九年邁出“牛街”之后。那年我以“現行反革命、劃而不戴，帽子拿在群眾手中”的身份和其他革命同學被送到宣化軍區進行“再教育”。在之后漫長的四年時間裡，隨著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雙向疲憊，“學生連”中的紀律逐漸鬆弛。無休無止的批判和“深挖”把幾乎所有的人轉化成一輪一輪的革命對象。伴隨著政治形勢潛移默化的轉變，我的反革命身份也逐漸淡化。同學們開始玩照相、打排球、拉提琴、講故事。我成了最受歡迎的說書人之一，每晚政治學習后就坐在床頭上開講（那是一個雙層床的下鋪），十幾位同室上上下下地圍繞著傾聽。《基督山恩仇記》根據記憶講了兩個多月。一位聽者每晚都做詳細筆記，隔日轉移到另室宣講，據說情節更為細致和豐富。兩年后我第一次被准許回北京探親，重返宣化時帶回了兩本書，一本是在外文書店能夠找到的最詳細的英漢詞典，另一部是在琉璃廠碰到的石印《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這兩部書成為我學習青銅器和英文的開始（我在大學時期主修的是西方美術，而從中學到大學所學的外語都是俄文）。過了兩年我被分配到故宮博物院，翌年進入金石組工作，一項主要任務是對“青銅器館”進行改陳。又過了七年我進入哈佛大學攻讀博士。似乎冥冥中自有天意：我這第二、三次學術生命可以說是從那兩部書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