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電台播出斯諾登新聞發布會

“水門事件”超常發酵的背后，是一個美國自我懷疑和迷茫的年代，也是一個因此而使美國式的政治道德潔癖格外彰顯的年代。民權運動、越南戰爭、反戰浪潮、石油危機、國內的政治丑聞、國際上與蘇聯的競爭中處於劣勢，這一切都使處於那個時代的美國人心中產生了疑問：我們的國家是不是走在錯誤的道路上？誰該為此負責？

三十年后的今天，美國人又開始問自己這個問題。斯諾登的出現，就像當年“深喉”的出現一樣，是這種迷茫的一個極端象征。一個30歲的年輕人，拿著20萬美元的超高年薪，干著自己最痴迷的技術工作，作為世界上最強大國家機器的一份子，掌握著他人難以企及的巨大信息權力，為什麼還要出賣政府，選擇拋家離土、朝不保夕的生活呢？

不從更宏觀的角度理解美國政治特殊的道德潔癖和由此引發的政治心理波動周期，就很難理解斯諾登的行為。任何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可是美國卻是一個靠政治理想而凝聚的國家。自由、民主、人權，這些原則被國父們寫在美國這個國家的“出生証明”中。美國人在內外政治中不斷宣揚和捍衛這些原則，就是不斷肯定美國存在的理由。

美國政治的這種理想主義特性造成了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對政治理想的追溯和自我肯定使得美國人具有高度的愛國主義情懷，並推動美國不斷改進，從而逐步在國際上建立起了強大的意識形態軟實力﹔另一方面，這種理想又給美國政治帶來一種脆弱性，理想與現實之間總是存在著差距。這種差距不時困擾著美國人，讓他們對現實政治保持懷疑。在正常年代，這加劇了美國人對政府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而在國家處境不好，出現經濟危機、政治腐敗、社會失序的時候，則會掀起巨大的反思浪潮，造成社會性的分裂和迷茫。美國上世紀的“進步運動”、民權運動和反戰運動，以及當今的“佔領運動”、“茶黨運動”，都是這種周期性的政治心理波動的表現。

今天的美國確實又迎來一個新的心理波動期。那道橫亙在建國理想與政治現實之間的鴻溝，演化成為了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間的鴻溝、精英與民眾之間的鴻溝、華爾街與制造業工會之間的鴻溝、常青藤大學裡的青年人和他們有錢的父母之間的鴻溝，也演化成為斯諾登作為一個愛國者和一個叛國者內心的鴻溝。所有圍繞這些鴻溝兩邊的爭論，都是關於誰代表了美國的理想，誰是對美國的背叛。斯諾登在內心痛苦的分裂之中，在毫無征兆的情況下背叛了自己的政府，因為他相信自己的政府已經背叛了國家。他是一個單純的“技術宅男”，在衰退和懷疑的時代，試圖用幾條簡單的道德原則來解釋世界對美國政治的報復。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