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聯合早報》16日刊載《“唱衰中國經濟”觀點片面不客觀》一文，文章指出，經濟的結構調整難免會帶來一些不適和陣痛，難免遭到一些非議與猜測，重要的是中國必須勇敢地克服這個“痛苦”的砥礪。

文章摘編如下：

近期，就中國是否會發生“經濟硬著陸”這一話題，可謂是眾議成林，有觀點甚至信誓旦旦地祭出“中國經濟即將崩潰”的高談闊論，以博眾人之眼球。

而且，為了支撐其觀點的所謂正確性，有的依托“人口紅利”的理論依據，認為隨著勞動力成本日益增長，中國人口紅利的傳統優勢日漸式微，由此引發大量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制造業急速轉移至中國以外的發展中國家，從而造成中國經濟的巨大滑坡。

還有認為中國的改革業已步入深水區，改革難度的劇增導致改革步伐的銳減、甚或停滯，繼而導致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高增長難以維系。

不可否認，上述觀點的確點明了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遭遇到的一些現實困難，而且有些也是短期內亟待攻克的難題。盡管如此，其對中國經濟的發展現狀所抱有的不合理的悲觀態度，甚至“不遺余力”地唱衰中國經濟，這著實讓人摸不著頭腦。

關鍵是如何克服的問題。就當前的中國經濟而言，協調好存量優化與增量穩進的關系是可取的重要經驗，更是確保發展的唯一路徑。存量是確保經濟發展規模、解決社會基本就業問題的保障，增量是提升經濟發展質量、引領經濟發展方向的戰略依托，因此，二者之間應有機協調、良性互動，以促成經濟結構調整的順利實現。

毋庸置疑，調整經濟結構是大方向，確保經濟增長是重中之重。為此，中國需要做也正在做多方面的努力。

具體而言，短期經濟刺激政策與長期經濟發展戰略的雙向互動，經濟總量中農業、制造業及服務業等各產業所佔比重的科學配比，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合理搭配，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的聯動發展，實際經濟人口與社會整體就業崗位的同步增加等等，這些均為轉型發展的理想目標，也是實現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重要路徑。

由此可以預見的是，未來中國經濟的質和量還都會有一個規模性的突破，增長的空間就取決於改革的力度與深度。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繼續保有巨大的增長空間，城鎮化與高新技術的發展賦予二、三線城市更多的發展機遇。傳統上，我們習慣將北京、上海、天津等一線大城市的經濟發展狀況作為衡量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風向標，並希望以大城市發展的擴散效應帶動周邊地區的齊頭並進。在這些一線大城市裡，很容易就能體會到經濟改革與發展的濃郁氣息，自然也很快地形成了以這些大城市為核心的經濟合作區。

令人可喜的是，在一線城市穩步發展的基礎上，中國的二、三線城市業已掀起了一股極具沖勁的發展勢頭，而且推進的步伐、發展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一線城市。這些無論是從城市面貌上，還是從當地百姓的衣食住行上，均能清晰地反映出來。可以說，中國的二、三線城市，甚至是一些原本極為落后的西部城市悄然發生著巨大的改變，經濟的改革與發展正在逐步的擴大與深化。

不難想象，隨著城鎮化的有序推進以及技術發展帶動產業分布的重新規劃，中國會陸續新增一些人口規模超過100萬至500萬的大城市，甚至可能發展出人口規模超1000萬的新特大城市，屆時，城市集聚效應的積極作用會創造出更多的就業崗位與經濟增長點。當然，其中還有諸多需要克服或預防的困難，如城市病、土地的合理使用與分配等問題。

作為總結，需要提醒的是，唱衰中國經濟已不是近幾年蹦出的新話題，換言之，這是一個“頗具生命力”的偽命題。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不斷傳出借助於片面性的問題以唱衰中國經濟的不同“預言”，但最終都被事實所一一戳破。而且，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經濟已經表現出了極強的自淨力與發展力，也形成了一套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理論，需要做更多的研究與解讀。

更為重要的是，經濟的結構調整難免會帶來一些不適和陣痛，也難免遭到一些非議與猜測，但每一個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或多或少地經歷過這個階段，中國也必須勇敢地克服這個“痛苦”的砥礪。(陳友駿 任職於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