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矛盾多發期的到來，司法這一原本消極被動的國家活動變得活躍而引人注目，轉型期的司法能否堅守住時代的正義底線，公共輿論對此極為敏感。在某種程度上，人們往往將對法治的理解與期盼聚焦到司法領域，聚焦到司法機關的追訴活動上，甚至將司法裁判當作衡量法治水准的標准。但現實情況是，由於司法審判經常受到干擾、司法人員素質不高以及司法保障與監督機制的不健全，司法公正的實現在個案中還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司法腐敗、權力對司法的干預等一定程度上蠶食了人們對司法的信心。

正因為如此，在西方法治國家較為審慎的輿論監督，在中國得到了極大的正當性認可。從茶余飯后的閑談到各類會議的研討，從報刊網絡的評論到專業論文的剖析，司法裁判日益處於輿論評判的“風口浪尖”，對其批評、質疑、責問乃至抗議，越來越成為一種流行的現象。

英國大法官丹寧勛爵曾經告誡：“我們絕不允許法院以外的‘報紙審訊’、‘電視審訊’”，“必須記住，是法庭在審理案件，而不是記者。”或許在李案中，這樣的告誡同樣值得重視。輿論監督的正當性並不意味著沒有任何“分寸”，無論是媒體報道還是言論評判，都應當恪守法律的底線，防止過度介入傷害到司法的自主性。

輿論監督本應得到最大的寬容，但對於尚未判決的案件，監督需要保持一定的克制。本案中，雖不能說輿論的關注影響到了司法獨立，但倘若營造出“輪奸犯罪的事實成立”的前提性認知，有罪推定的公眾思維，勢必影響到日后人們對司法結論的評判。萬一該案在証據上存在瑕疵而出現無罪、輕罪等判決結果，司法便會陷入“為特權背書”的質疑泥沼。例如，對於律師無罪辯護，網絡輿論給予了強烈譴責，這是一種以道德思維評判法律事務的做法。律師可就案件的証據瑕疵提出無罪辯護，無論是作為職業倫理還是辯護技巧，在法律上都無可厚非。或許這與公眾心中的個案公正不相吻合，但卻是法治實現普遍正義所必須的。由於公民法治理性並不成熟，使得辯護律師與其說是與公訴方展開對抗，不如說是與公共輿論展開對抗，難度之大可想而知。在這種情境下，辯護律師被迫打起了輿情牌，想方設法布下“清者自清”的輿情印象。遺憾的是，如果律師不是恪守法律理性，而玩起輿論戰術，打官司反倒成了輿論戰，這將引導我們邁入一個怎樣的法治社會呢？

每一次影響性個案，都凸顯出司法與輿論的鴻溝。這種鴻溝源自輿論監督與司法公正各自不同的發生邏輯，前者呼吁激情與道德感，強調主動性、懷疑性甚至破壞性﹔后者崇尚人的理智與法律思維，主張被動性、消極性、客觀性和建設性。二者要實現共存並相互尊重相互促進，就必須尋找到理性這一交匯點。

法律是理性的產物，司法作為適用法律的一種官方活動，在職業屬性上最忌諱“頭腦發熱”。相反，輿論監督卻崇尚“熱度”，其中難免夾雜著非理性的因素。在尋找交匯點的過程中，司法機關處在更為關鍵的地位。以往，無論是藥家鑫案還是李昌奎案，都未見到司法引導民意的權威增長，相反是一種民意引導司法的趨勢擴張。司法機關嚴格遵循辦案規律，提高司法結論的邏輯分析能力和証據的事實展示功能，盡可能將不理性的網絡輿情導入理性化的軌道。在培育網民的公共理性，引導大眾從“激情歲月”邁向“法治生活”，司法機關的一紙判決有時重千鈞。(傅達林)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