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矚目的“薄熙來案”庭審已經結束，該案審判程序前所未有的公開、透明，給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讓國人看到了法治的進步。整個庭審過程，在審判長耐心、平和的主持下，控、辯雙方圍繞爭議的焦點事實，展開了積極、激烈的攻防對抗。其中，控、辯雙方圍繞爭議的証據問題，靈活運用各種証據規則進行質証，既是本次庭審的一大特點，也堪稱我國1996年刑訴法修改確立“控辯式”審判模式以來庭審的經典之作，實有必要從証據法理和司法技術的層面加以點評、總結。

証人作証資格問題

在本案審理中，辯方曾多次質疑控方証人的作証資格問題，這是典型的以否定証人資格進而否定証詞的辯護策略。例如，在關於受賄罪名的辯護中，公訴人指控被告人3次收受唐肖林賄賂共計折合人民幣110.9446萬元，並當庭播放了証人唐肖林的証詞。對此，辯護人答辯稱“唐肖林收了250萬元，本身就已犯罪，在此情況下他還作証，是不合適的”。這顯然是對唐肖林証人資格的質疑。

筆者認為，辯方的質疑不成立，這是因為，証人唐肖林雖然在他案中因收受他人財物而構成犯罪(已另案處理)，但他在本案中作為行賄人指証受賄人，並不存在角色沖突問題，屬於証據法理上的“污點証人”，仍然具有証人資格。

再如，在關於被告人貪污罪名的辯護中，辯護人對証人薄谷開來的作証能力提出質疑。認為薄谷開來在之前的故意殺人案審判中已經查明其有精神障礙，“這樣一個精神狀態的人能否作証，作証時是否清醒不得而知，這些証據能否可信，都值得懷疑”。這顯然又涉及証人作証資格問題。

對此，我國刑訴法第60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証的義務。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証人。”換言之，隻有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才會喪失証人資格。而從本案情況來看，根據公訴方的回應，証人薄谷開來為本案作証的時間是在其服刑期，根據對其所作精神鑒定，結論是薄谷開來的控制能力減弱，但不能証明其思維和証明能力減弱，且其在作証時已經消除了導致其控制能力減弱的條件(服刑期無法服用精神藥物)。因此，証人薄谷開來在作証時完全具備刑訴法規定的作証資格，辯方的觀點不能成立。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