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彼得堡G20峰會前后，美國政府在國際國內展開了密集公關，試圖為軍事打擊敘利亞爭取支持。然而，“名不正，言不順”，國際社會及美國民眾普遍反對奧巴馬政府的軍事干預計劃。

奧巴馬政府謀劃對敘軍事打擊，一是出於懲罰化武使用者的“道義”需要，二是基於維持美國在中東“可信度”的戰略考慮。當前國際輿論和美國國內民意的強烈反對態度，足以說明上述兩個理由缺乏令人信服的道義和邏輯力量。

首先，禁用化武是國際公認的准則，但敘利亞化武事件的真相如何，尚需要聯合國提供權威的調查結果。美國若罔顧聯合國查証進程而強推軍事干預，讓人聯想到2003年小布什政府為發動伊拉克戰爭拼湊虛假証據的不光彩歷史。

關於美國“可信度”的第二條理由在美國有一定市場。不少美國國會議員正是從這一國家利益視角，對奧巴馬在敘利亞問題上改變“不作為”政策持支持態度，期望理順美國與中東盟友的關系，並對其他敵對國家起到“殺雞儆猴”的功效。對於政界人士奉為經典的“可信度”之說，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中東問題學者希布利·特拉米給予了全面批駁。特拉米日前在《外交政策》雜志上發表《質疑可信度》一文，從歷史教訓、美國形象和國際准則等不同角度，質疑美國政府以“可信度”為名再次動武的理性。

首先，美國基於“可信度”的軍事行動在歷史上有過慘痛教訓。特拉米指出，一個國家的“可信度”對於其外交政策行為固然重要，但將“可信度”作為軍事行動的目標，則很難成功。20世紀中葉，美國曾為了維護“可信度”，模糊了“重大利益”與“非重大利益”之間的區別，最終導致美國對朝鮮和越南等“偏遠地方”的干預。這些干預經歷說明，“一個國家不能僅出於‘可信度’受到威脅就付諸軍事行動”，而不說明何種直接、客觀利益受到威脅，或是毫不擔心其保護可信度的需要可能導致行動升級。美國至少要問一問：“今天處於險境的利益是否值得付出下一步行動升級的代價。”

其次，保護“可信度”，需要美國對自身形象有一個清醒認知。特拉米指出，美國在中東仍然是一個“讓人恐懼的超級大國”，因為無論大事小事，人們都能看到美國插手。在敘利亞、埃及或其他地方的阿拉伯人對美國行動目標深度懷疑之際，美國恐怕難有底氣來奢談“可信度”。特拉米認為，中東民眾對美國的懷疑甚至主導了他們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問題的態度。即使一些阿拉伯國家對伊朗感到不安，大部分阿拉伯民眾仍反對為限制伊朗核項目而施加的國際制裁。在敘利亞問題上，即使美國出於人道主義因素干預敘利亞局勢，阿拉伯人也不相信美國是為了化武事件才對敘採取行動。

最后，“國際道義行動”不能游離於整個國際社會對是非曲直的判斷之外，“我們不能通過違反國際准則的方式來保護國際准則”。對於美國是否能夠打擊敘利亞並保持國際道義制高點，特拉米提出了質疑。他指出，美國人是否希望自己的國家當世界警察，並承擔執行國際准則的大部分責任，本身是一個需要深入討論的問題。而更深層的問題是，其他的國際社會成員不但拒絕承擔“義務”，還不贊賞美國獨自承擔代價。如果敘利亞問題中的道義責任如此清晰，為什麼美國不能得到西歐國家至少說聲謝謝呢？

特拉米提出的這些問題，無疑值得奧巴馬政府反思和警醒。（光明日報駐華盛頓記者 余曉葵）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