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僑報10月15日社論】眼下世界正沉浸於“諾貝爾獎時刻”，與科學類諾獎一向無緣的中國，則正忙於對科研“惡性問題”的集中聲討，不知是巧合還是必然。“惡性問題”主要表現為科研項目淪為“圈錢項目”，科研經費“擠佔挪用”嚴重，科研投入與產出不成正比——這些沉?已在中國的學術領域潛行多年，備受海內外學界詬病。

　　數日前的“科技創新”發布會上，科技部長萬鋼對大陸科研腐敗現狀連拋兩個“憤怒”，並表示“痛心”和“錯愕”。經濟學家張維迎則在另一公開場合透露，大陸各高校爭相向上頭索要經費，某知名大學曾因經費花不完被罰了幾千萬元（人民幣，下同）。

　　部長的憤怒、學者的爆料之外，更有翔實數據的支撐。新華社梳理近年上百份審計報告后發現，涉及“問題科研經費”的至少有39份，一些科研機構和高校通過套、騙、吞、貪、造假等手段“黑”科研經費，動輒幾十萬、數百萬乃至上億，用於小團體福利、請客吃飯、考察旅游、買車買房……人們無奈地調侃“科研經費是個筐，啥都可以往裡裝”。

　　那麼，大陸科研經費的使用率到底幾何？中國科協一項調查顯示，科研資金用於項目本身僅佔40%左右。而按萬鋼心裡的賬本，保守估計，“至少有三成以上的科研支出不明不白”。若以中國去年的科研投入1.024萬億元計，損失的三成也已是一筆巨資。

　　一邊目睹著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醫學獎（生理學獎）、物理學獎、化學獎再次被美國、英國、德國、比利時、以色列等西方國家學者“壟斷”，一邊遭受著大陸“有數據有案例”的科研黑洞的沖擊，每位海內外華僑華人都是同樣的“憤怒”、“痛心”與“錯愕”。從感情的角度，我們盼望在華裔科學家之外，中國本土學者也能在科學類諾獎上實現“零的突破”，但回到理性的角度，我們也比誰都清楚，一個腐敗的科研體制又如何孕育得了諾獎得主？

　　當其他國家的學者是與新發現、新成果等榮耀聯系在一起時，大陸的科研人員卻頻頻成為丑聞的主角，接受法律的審判和道德的拷問。比如，今年3月，浙江大學水環境研究院教授陳英旭受審，涉嫌將1022萬元科研經費佔為己有﹔2012年底，曾任中國科學院地球深部重點實驗室主任的海歸博士段振豪，因貪污百余萬元科研經費一審獲刑13年，二審維持原判。

　　陳英旭、段振豪原本都是優秀的科學精英，耀眼的履歷與科研的才華有目共睹，但浸淫於科研經費侵吞成風的氛圍，他們沒能把持住學者的良心、沒能抵制住金錢的誘惑，投機取巧鑽了科研審批的漏洞，邁出了身敗名裂的一步。不知還有多少未被查處的陳英旭們、段振豪們，在“劣幣驅逐良幣”的作用下變壞，同時也葬送著自己的科研前程和國家的創新希望。

　　我們在批判個體之罪的同時，更需反思體制之弊。巨大的科研腐敗黑洞，不是隻有幾個人興風作浪，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項目審批機構、財務報銷機構等涉事方長年默許、縱容甚至利益勾兌的結果。要杜絕立項黑幕、堵上經費挪用的漏洞，唯有把監管之網織得更密實，強化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程監管。為此，萬鋼決心要盡快建立科研項目信息共享平台和經費巡視制度，並強調要增加透明度，“讓同行業、相關企業看看”，讓潛規則無處隱藏，讓錢花在刀刃上。

　　除了強化監管，在東西方國家都有過科研經歷的有識之士也呼吁，國家還應改革科研人員的薪酬制度，取消五花八門的補貼，增加科研經費中用於激勵人才的比重，讓科研人員的價值得到明明白白的體現，減少導致人心失衡、人性扭曲的外在因素。畢竟，擁有合理的財務自由，是精神自由、思想自由之本﹔有了創新能量的積累，中國也才能離諾獎更進一步。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