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前，中國基本上是一個農業社會（傳統社會），絕大部分社會成員是農民。在農業社會，土地對於中國絕大部分家庭至關重要，直接影響到絕大部分家庭的基本生計問題。在自然經濟條件下，人地結合，耕種土地，依賴農業，是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基本生存方式。土地不僅僅是社會成員最為基本的生產資料，更是社會成員最為基本的生活資料。一個家庭的基本生計能否得到大致的保障，主要地取決於這個家庭是否擁有一塊大致說得過去的土地。而在1949年以前的中國，人數相對較少的地主擁有著大多數土地，人數眾多的農民卻隻擁有少數土地，因而大量社會成員的基本生計便難以得到保障，大量的社會矛盾也由此引發。正是通過土地改革，使得廣大民眾擁有了土地，其基本生計問題得以解決，相應地，由土地問題引發的嚴重的社會矛盾被消除，中國共產黨也因之得到了中國民眾的廣泛擁護。

    在中國現階段，民生問題對於中國民眾的重要性，類似於當年土地問題的極端重要性。對於越來越多的社會成員來說，隨著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推進，人地已經分離，大多數社會成員已經沒有土地，人們已經擺脫了依靠耕種養家的生存方式，而是更多地依靠從事非農職業獲取必要的收入來支撐基本生計。問題在於，在現代社會和市場經濟條件下，尤其是在世界經濟一體化和中國社會急劇轉型的條件下，社會變化速率很快，各種不確定性因素過多，相應地，社會成員要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諸如人生和職業方面的風險，並且，單靠一個人或一個家庭，不可能有效應對日益增多的社會風險。這就需要國家以社會整體的力量，為每一個社會成員和每一個家庭提供基本的民生保障，如就業（失業）保障、社會救濟、低保、義務教育、公共衛生、養老保障以及其他多方面的社會福利。在中國現階段，民生問題對於每一個社會成員、每一個家庭至關重要。對於每一個社會成員、每一個家庭來說，隻要得到了最為基本的民生保障，就意味著其基本生存就沒有了后顧之憂，其發展就有了起碼的平台，同時也就能夠平等、有尊嚴地融入社會，參與各種社會事務。所以，中國民眾目前最為在意最為看重的事情就是基本民生的保障。一旦民生方面出現了問題，那麼，大量社會成員對於未來便難以預期，大量社會成員的發展前景就無從談起。

    正因為民生問題對於中國民眾如此之重要，涉及面如此廣泛，已經成為現階段中國民眾最為看重的、最為基礎性的、最為普遍的利益訴求，所以，這一問題一旦解決不好，就會加重加劇中國現階段社會矛盾，就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安全運行。同許多國家和地區相比，這是中國現階段社會矛盾的一個很不相同之處。

    習近平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基於時代的潮流和普遍的民意所在，隻要我們拿出類似於當年進行土地改革的勁頭來改善民生，使中國民生問題得以大幅度大面積的改善，就能夠贏得民眾的普遍認同和支持，就能夠大幅度大面積地消除社會矛盾的基本根源，從而穩住社會的基本面，確保社會得以安全運行，並為進一步推進改革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同時，我們黨的執政基礎也會得到極大的鞏固，我們黨就能夠立於不敗之地。至少在一段比較長的時間內是這樣的。

    如何才能有效地改善民生進而有效緩解社會矛盾？這一問題涉及方方面面，需要我們做很多事情。其中，中國現階段的一項迫切任務，是亟需建立起一個初級的民生保障體系。唯有如此，才能從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確保社會的安全。初級民生保障體系的基本內容是，要做到黨的十八大所提出的重要目標任務，即初步做到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初級民生保障體系的基本特征是低水准、廣覆蓋、有實效。從實際財政實力來看，中國現在建立這樣一個初級的民生保障體系已經不是一個“能不能做”的問題，而是一個“想不想做”的問題。隻要去做，一個初級的民生保障體系就能夠順利建立起來。初級的民生保障體系一旦建立起來，就能夠大面積大幅度地消除社會矛盾，從而為中國社會的安全運行提供一個重要的保障底線。

    美國、英國等國家建立民生保障體系的時機對於我國具有一定的參照意義。比如，1929—1933年的經濟大蕭條，給美國社會經濟造成了巨大的災難，引發了大量的社會矛盾。1935年，以制定《社會保障法》為標志，美國開始系統地建立民生保障體系，社會矛盾得以有效緩解。英國則是從 1945年開始建立系統的民生保障體系。我們國家現在的人均收入和公共財力，遠遠超過了1935年的美國和1945年的英國。面臨著種種有利的條件，就建立初級的民生保障體系而言，我們國家應當、也能夠比當時的美國和英國做得更好。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