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曉秋：大數據時代，誰來關上“竊聽門”【2】

無非有“三法”：其一是物理隔離，即切斷網絡、禁用手機，重拾傳統通訊手段。這種方法隻在極小領域和范圍內可行，對已置身於統一的世界市場中，陷入互補競爭的國際貿易、金融與產業結構中的國家而言，這種做法無異於“與世隔絕”，根本不可行。

其二是自主建立一個符合本國要求的“安全網絡”。如2010年伊朗宣布自主興建的“全國互聯網”，歐盟官員主張自主研發的“歐洲數據雲”等等。問題在於，這種“自主”的含義是指在“安全網絡”設備研制與接入應用標准上完全自主嗎？畢竟，如今的互聯網與智能通訊建立在全球統一的IPv4版基礎平台上（IPv6版亦即將應用推廣），自建網絡雖能符合本國安全要求，但除需巨大投入外，若在技術設備應用標准上自搞一套、對外不兼容，仍會影響互聯互通的績效，“安全網絡”可能就會成為一個國家級的“局域網”，使已進入國際互聯網的本國貿易、金融、產業、資訊等行業活動效益大受影響。

其三是增強本國網絡與智能通訊研發和產業實力，採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加強國際合作，在聯合國框架下制訂維護網絡空間秩序與安全的國際規章和公約。這應當是最為可行的。

各國的網絡空間都是全球網絡空間的組成部分，在網絡空間裡，公民個人安全、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是相互緊密關聯的。唯有增強公民安全意識、提高本國技術和產業實力、制定國際規章公約，才是維護網絡空間秩序與安全的最佳途徑。

（俞曉秋，中國信息安全測評中心高級顧問，海外網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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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牛寧、鄒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