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魯迅為什麼終生關注國民性？

魯迅為什麼終生關注國民性？

魯迅在1902年就和許壽裳先生討論過什麼是理性的人性，中國國民性的弱點是什麼，為什麼有這麼多病根，病根何在？這個問題是貫穿了魯迅一生的思考的，魯迅終生都在考慮中國人和中國國民性問題。

為什麼他這麼重視中國人和中國國民性的問題呢？因為這跟他對中國問題的一個基本認識有關。1905年他就提出，中國要立國，關鍵是要“立人”。他所講的“立人”主要指向個體的、精神自由的人。他是這樣提出問題的，就是我們需要建立一個怎樣的近代文明（相當於我們今天說的現代文明）。他說，僅僅隻有物質豐富，僅僅隻有科技發達，甚至僅僅隻有議會民主，那還不叫現代文明，關鍵是要“立人”，要個體的精神自由。也就是說，在魯迅看來，即使物質豐富了，科技發達了，有了議會民主，如果中國人沒有個體的精神自由，那麼中國還不能說是一個現代文明國家，所以他把“立人”，把個體精神自由，作為他的一個基本的追求目標。可以說，對人的關注，特別是對人的精神現象的關注就成了魯迅思想的核心。學術界有朋友認為，魯迅思想是以改變人類精神為宗旨的精神哲學和精神詩學，我覺得這樣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但是另一方面，魯迅作為一名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和實踐性的思想家，他並沒有抽象地討論人的精神問題，而是更具體地關注中國人的生命存在的困境，以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精神問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改造國民性的問題被魯迅提出來了。

魯迅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

魯迅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太多，我隻講其中的三點。

第一，中國國民性當中的奴性問題。魯迅對中國的歷史有一個基本的判斷，就是他說的所謂中國的歷史是一個“一治一亂”的歷史。所謂“一治”就是做穩了奴隸的時代，所謂“一亂”就是想做奴隸也做不得的時代。因此，他說中國的歷史就是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的一個循環。

第二，魯迅對中國歷史以及中國近代史有一個判斷。他說：“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后不多久，我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這是魯迅對中國歷史和中國近代史的一個判斷。在我看來，他的這個判斷並沒有過時。

一個接近魯迅的日本友人增田涉回憶說，魯迅的生活、著作中用得最頻繁的詞就是奴隸，也就是說奴隸是直接觸動他內心的一個現實，是纏繞他的一切思考的，而且魯迅發現了中國人有三重奴隸狀態：首先，中國人是中國傳統統治者和傳統文化的奴隸。其次，中國人是西方帝國主義侵略和西方文明的奴隸。他對這兩種傳統的和西方的文明失望以后，曾經寄希望於第三種文化。他認為第三種文化是一個什麼樣的文化呢？是一種使幾萬萬群眾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人的文化，但他很快就在中國的社會實踐中發現了新的奴隸，發現了革命工頭，發現了奴隸總管。他發現，雖然目標好像是消滅一切人壓迫人的現象，而實際的后果卻是產生了新的奴隸關系。

因此在魯迅看來，人類社會的發展實際上不斷地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奴隸關系，是一個奴隸關系不斷再生產的關系。中國傳統社會如此，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如此，以后的社會也依然如此，始終有一個奴隸制度、奴隸關系的不斷再生產。當然這個結論的得出是非常沉重的，而且魯迅還發現中國知識分子有不斷被奴化的危險。對此，他提出有三大陷阱：第一，中國知識分子很可能成為官的“幫忙”和“幫閑”﹔第二，中國知識分子很可能成為商人、商業的“幫忙”和“幫閑”﹔第三，中國知識分子很可能成為大眾的“幫忙”和“幫閑”。而在我看來，我們至今沒有走出這三大陷阱來。

這樣的一種不斷再生產的奴隸關系就造成了中國人的奴化、中國人的奴性。魯迅要揭露的是中國特有的奴性，所以我也隻能概括地說一說。首先中國特有的奴性是什麼呢？他說中國的奴性實際上不是單獨的奴性，它是跟主人性結合在一起的，叫“主奴互換”。什麼意思呢？他說中國人生活在一個等級制度結構當中，對上是奴才，對下就是主人，所以他說，“專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中國人有權的時候無所不為，失勢時即奴性十足。”這就是主奴互換。還有幾個特色，簡單地說：第一，不悟自己之為奴，就是明明自己是奴隸，但是不感覺﹔第二，容易變成奴隸，但是變成奴隸以后還萬分歡喜﹔第三，縱然是奴隸，還處之泰然﹔第四，當奴隸還要面子﹔第五，精神勝利法﹔……這都是中國特有的奴性。

第三，魯迅對中國社會有兩個非常嚴峻的判斷：第一個判斷，他認為中華民族是一個“食人”的民族，就是吃人的民族，中國到處擺著吃人的宴席。這裡講吃人（食人）有三個含義：一個是真的吃人，真的殺人，譬如在大飢荒的年代出現過人吃人的現象。還有一種是為革命而殺人，為革命而吃人。魯迅有一個形象的概括，他說，“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於革命的，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而被殺於反革命的，或當作反革命的而被殺於革命的，或並不當作什麼而被殺於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這就是中國的歷史，這就是中國的現代史。第三種就是精神的吃人，實際上就是魯迅說的剝奪人的個體的精神自由。他說了一句非常沉重的話，說中國人實在太多了，因此就不把生命當回事了。我認為，這種對人的生命的漠視，恐怕是中國國民性的一個最基本的弱點。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