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鼎新：現代民主的真實面目【2】

現代民主也有局限性

以競爭性選舉為核心的現代民主有許多局限，主要的局限性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選舉的可操縱性和選舉結果的非理性、民主對於原有社會結構的強化、民主社會的向眾性、忠於反對與穩定民主的困難性。

選舉的可操縱性和選舉結果的非理性

民主政治的理想主義倡導者強調民主選舉的結果代表了“人民的意志”。但這一理念在現實的民主實踐中卻難以實現。美國著名學者阿羅曾經給出過以下一個極其簡單的例子：有三個選民(I, II, III) 和三個候選人（Ａ、Ｂ、Ｃ），選民Ｉ對於三個候選人的偏向是Ａ>Ｂ>Ｃ,選民II對於三個候選人的偏向是Ｃ>Ａ>Ｂ, 選民III對於三個候選人的偏向是Ｂ>Ｃ>Ａ。這就出現了以下循環：在候選人Ａ和Ｂ之間大多數選民更喜歡Ａ（選民Ｉ和II），在候選人Ｂ和Ｃ之間大多數選民更喜歡Ｂ（選民I和III），在候選人Ｃ和Ａ之間大多數選民更喜歡Ｃ（選民II和III）。這樣，不同的選舉規則就會造成不同的候選人勝出。類似更為復雜的例子在民主選舉中比比皆是。比如在台灣２０００年的總統選舉中，陳水扁，宋楚瑜和連戰各得百分之三十幾的票，陳水扁略為勝出，但是在台灣的選舉規則下陳水扁合法地當選為總統。在俄國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一次總統選舉中，俄共候選人在第一輪選舉中取得了最多選票。按照俄國的總統選舉規則，俄共候選人因為沒有在第一輪選舉中得到５０％以上的選票而必須與排名第二的候選人進行復選，而復選的結果是排名第二的候選人勝出。這兩個例子並不是兩次一般意義上的選舉：陳水扁的勝出大大加強了台獨勢力並徹底地改變了台灣政治，而俄共的失利則幾乎摧毀了其東山再起的可能。民主選舉的可操縱性和非理性還來自於其它多個方面。百姓與政治精英之間在信息資源處理和理解信息能力上的嚴重不對稱給了民主下的政治家多種賺取選票的策略和方法。電視辯論的出現使得電視機前的形象比起一個可行的施政綱領還要重要，以至於越來越多的電影和體育明星成了美國的政治明星。目前西方的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即使是在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中，政治家手中掌握的大量資源也足以生產出各種有利於他們的“人民的意志”。

民主對於原有社會結構的強化

在不考慮其它因素下，民主選舉有著固定甚至是加強現有社會結構的傾向。民主體制的這一保守特性為發展中國家的民主轉型帶來了困境。比如，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百姓往往受制於地方強人，一個強人手中可能控制著很大的一個票倉。候選人為了取得和穩固政權就不得不採取有利於這些強人的政策，其結果是鞏固了強人政治。美國宗教勢力在近年來一直比較強盛，為了取得政權，美國的所有總統候選人（包括民主黨候選人）在選舉中不得不在各種場合顯示對宗教信仰的堅定，並用宗教話語來論証施政綱領的正確性。美國總統選舉的這一特性顯然強化了宗教勢力在美國的地位。

如果把民主選舉的這一特性稍加推廣，就會發覺民主選舉還有擴大社會矛盾、甚至撕裂社會的作用。台灣的外省人和本地人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時曾經矛盾較大,八十年代時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消除。但在台灣民主化后，台灣的政治形勢使得外省人和本地人之間的裂痕（特別是在大選的時候）重新加大。幸虧台灣的外省人和本地人在文化，語言和宗教之間的差異其實很小，因此大選過后大多數人們生活照舊。否則前南斯拉夫各國在走向民主時所出現的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清洗難保不會在台灣發生。同樣，目前中國的鄉村民主選舉中所存在的惡霸頭子和農村強人操縱選舉，村庄中各大姓之間的矛盾隨著民主選舉重新出現和增大等等，佔有很大比重。已被中國共產黨革命大大削弱了的傳統農村社會結構和問題重新浮出水面。這就是為什麼一個國家的傳統社會結構越是強大，這一國家的民主改革就越應該自上而下地進行。但是，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給當政者和整個社會的穩定均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這的確是許多傳統國家民主轉型的一個困境。

民主社會的向眾性

民主體制的保守特性使得民主制度有著很大的向眾性，即一個國家中政治精英的水平和行事方式直接反映了該國百姓的水平和特征。特別是電視競選時代，各候選人的施政綱領和選民的政治傾向不再是選民投票的唯一依據。候選人的長相、風度、甚至是候選人與選民的相似度都成了獲取選民支持的重要因素。布什能在美國的2000和2004年總統選舉中兩度取勝背后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民主黨的候選人表達觀點和辯論的能力都比較強，在總統候選人辯論中因為思路太明快常常迫使布什處於守勢。但是布什戇厚可愛，其形象對於大多數美國人來說就像是一個值得信賴的鄰居。這樣，不善言語的表現反而成了他競選成功的一個因素。美國學者卡普嵐 (Caplan) 在《理性選民的迷思》一書中分析了西方民主社會中選民的偏見，以及他們如何不斷地選擇了與他們有同樣偏見的，或者是裝作有同樣偏見的政治家，從而導致錯誤的政策和低質量的政治家一次又一次地被推上了政治舞台。

民主的向眾性會導致社會精英的邊緣化。在任何社會中處於思想前沿的精英總是佔少數。在威權社會中，雖然思想精英的行為會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卻也給了這些思想精英以很大的舞台和影響力。但是在平民化的民主社會中，思想精英的少數性（加上民主社會中思想的多樣性）勢必導致各類思想，以至於整個思想精英群體在民主社會中影響力的邊緣化。這就是為什麼東歐的自由知識分子在民主化后，剛剛有機會在社會中自由地講話，社會就已經不再理會他們了。在東歐媒體中被炒得火爆不是昔日對抗暴政而坐牢的持不同政見者，而是各類在大眾文化下涌現出來的明星。就像金雁在《后共產主義社會的現代、前現代、后現代困惑》一文中指出，在民主化和市場化的雙重擠壓下，東歐知識分子在民主體制下為了生存紛紛下海，甘心情願地成了“權力的同謀”、“寡頭的小伙計” 和“混口飯吃的文字工作者” 。作為社會良心的知識分子在東歐社會不但影響大大減低，人數大大減少，並且內部的分化和分歧日益增大。思想精英的邊緣化對於社會的穩定性來說不是一件壞事，但這將使得社會變得日益平庸。

(責編：鄒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