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鼎新：現代民主的真實面目

當代世界民主化已經成為一個潮流。但是，在西方成熟的民主社會裡，人們卻普遍感到民主體制的危機。在北歐的一些國家，一個常見的汽車后檔粘貼寫道：“對美國人好些……否則他們會把民主送到你的國家來。” 雖然這一粘貼表達了歐洲百姓對美國入侵伊拉克的不滿，但是他

們對民主的失望也躍然紙上。在西方國家裡，學術著作諸如《挽救民主》（Saving Democracy）和《理性選民的迷思》(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 等等不斷涌現。西方成熟民主社會中所存在的這些思潮和實証研究並不等於民主體制在西方社會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危機，但卻體現了西方民主的弱點和西方相當一部分人對此的不滿。如何在向民主國家轉型過程中避免民主體制的弱點和發揚其優越性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問題。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深刻理解民主體制的生命力及弱點所在，並在此基礎上達到制度創新。

民主體制為一個國家的內外政策提供合法性

現代民主最為主要的意義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在現代民主下，各路政治精英在程序化的權力爭奪下達成了權力制衡，從而限制了國家的權力。這一點在現代社會中尤其重要。在傳統國家中“天高皇帝遠”，國家對普通百姓的直接控制力十分有限，地方社會的秩序主要是通過地方精英主導下的自治管理而達成，國家的政體形式與一般百姓的生活之間沒有很緊密的關系。但是在現代化進程中，大多數國家都建立和強化了科層制度，並大大提高了通訊、交通和管理能力。這些都導致了傳統社會中貴族和地方精英權力的衰弱和政府對百姓直接控制能力的大大增強。面對這一日益膨脹起來的利維坦（國家），怎麼制約國家權力就成了一個主要問題。相應，麥迪遜所言的“讓野心制約野心”的民主政府就成了限制國家權力的一個選擇。

第二，民主最為有效地解決了現代國家的合法性問題。一個國家統治的合法性可以基於價值觀?情感、績效以及競爭性選舉三個方面。國家的合法性可以建立在意識形態或宗教的基礎上，也可以建立在最高統治者的神秘感（如真命天子）或個人魅力上。這些均屬於價值觀?情感合法性。國家統治的正當性也可以來自於它的績效。一般來說，現代國家的績效合法性主要有三個來源：統治者在領導經濟發展和提高百姓生活上的表現、作為社會道德表率的表現、以及維護國內安定和防止外族侵略的能力。最后，如果一個國家的統治者產生於一定程序下的競爭性選舉，這就為國家統治的正當性提供了基礎。

對於現代國家來說，民主選舉為國家提供了最為穩定的合法性基礎。一個以理性意識形態為合法性基礎的政府一旦不能向大眾提供該意識形態所許諾的東西，就會出現社會信仰危機，其合法性就會受到動搖。作為國家的合法性基礎，宗教或真命天子式的統治者神秘感要比意識形態來得更具有穩定性，因為它們所許諾的東西隻可相信不可驗証。但是在這個已經脫魅了的時代，把它們作為國家的核心合法性基礎已沒有可能。領袖人物的個人魅力常被稱之為克裡斯瑪權威，作為國家合法性的基礎，這種建立在個人超常品質及其體現的特定使命的權威因其個人性而具有不穩定性。這種權威注定要被日常制度權威取代。和價值觀?情感合法性一樣，績效合法性也難以為一個國家提供一個穩定的核心合法性。因為沒有任何一種經濟能夠一直保持高增長率。以政府官員的道德表率作為國家合法性基礎就會將貪污這樣的法律問題提升為政治問題，從而從根本上削弱國家的合法性。最后，防止外族侵略的能力顯然是國家的一個重要合法性基礎。但是如果和平時期的國家由於其國內危機而想通過炒作外族侵略的危險性來提高其統治合法性的話，大量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就會應運而生。這些極端民族主義者所釋放的政治能量輕則會限制國家在對外政策上的自主性，重則會推動一個國家向軍國主義方向發展。

在已經脫魅了的現代國家中，在一定程序和規則下的競爭性選舉就成了國家核心合法性的一個最為穩定的基礎。與其它合法性基礎相比，競爭性選舉隻要被認為是公正的，執政者即使在上台后表現很差，政權仍然具有合法性。這就是為什麼2006年秋天台灣陳水扁在“紅衫軍”的激烈示威抗議下，在民調支持率跌到僅十幾個百分點時，仍然能輕鬆挺過來的原因。在績效合法性下，當官不為民作主，就有不得不回家賣紅薯的危險。而在競爭選舉合法性下，當官不為民作主，也得當完了這一屆才會回家賣紅薯。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主大大減低了百姓對官員的壓力。在民主制度下，反對黨可以對表現不良的執政者施加壓力。這裡有兩種情況。在一些議會制民主國家裡，政府在有多數議員反對的情況下就得宣布解散，反對力量對執政者的影響因此就比較大（必須指出的是，反對派議員對政府反對與否在很多情況下是由政治運作而不是政府的執政表現而決定的）。但是在總統制民主國家，隻要總統沒有明顯違法並被鐵証如山地查獲，制度框架下的彈劾幾乎不可能。更重要的是，在具有競爭選舉合法性的民主社會中，即使是執政者被趕下台也無關緊要。競爭選舉合法性把政體和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分開了。政府的垮台不會動搖民主政體的合法性。民眾的不滿在相當程度上可以通過選舉或其他常規程序的政府更迭而得到緩解。由於體制本身能夠包容不同的選擇，民眾很難聯合起來共同推翻這個體制本身。這也給民主社會帶來了穩定性。

競爭選舉合法性給一個國家中的民眾帶來了言論和結社自由，但同時也約束了人民的行為，從而構成了民主國家的一個很重要的穩定機制。這是因為：１）言論和結社自由給社會中各種思想和利益的交流和競爭提供了一個平台。這種交流和競爭會使人們對社會其它群體的利益有更深的理解。去年我在北京打出租車的時候曾有過以下這麼一個經歷：該車司機在駕駛中大罵現政府。我以為該司機家中肯定出了大事，幾次詢問后才知道他剛在四環路外買了一套三居室住房，但對買房要付二十年月供這一點感到極其不滿。那司機說：“先生您想一想，二十年的月供，二十年啊！二十年中我家中出了事情銀行就會把我的房子收走。什麼世道！這世道不造反還咋的？” 直到下車時我才告訴該司機我在美國一所著名大學任教，但是以我的經濟能力在美國買房將不得不支付更長時間的月供。在目前中國，除少數社會階層外，大多數人均認為自己和自己所處工作或階層的人在社會上所做的付出遠遠大於其收益。雖然該司機十分極端，類似情緒在中國卻是十分普遍。在各種思想和利益沒有交流和競爭的情況下人們缺乏現實感是產生這種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２）言論和結社自由促進了社會上認同感和利益的多元化。在有言論和結社自由的場合下，現代社會的多樣性勢必會導致社會組織、利益和觀點的分化。西方民主國家中絕大多數社會運動的規模都很小，並且任何社會運動都有對此進行抵制的反運動。它們互相牽制使得任何全民性的革命運動變得不可能，從而增加了社會的穩定性。任何一個國家中的具有批判性的知識分子都會對現實中的種種不足進行批判。在威權國家中，雖然他們的聲音經常會受到壓制和限制，他們同時也享受著英雄和社會導師的榮譽，並有著很多聽眾﹔而這些國家一旦實現民主化后，這些社會導師及其聲音在社會上馬上就會被弱化。他們的話沒人聽了，他們的自我感覺再也沒有像在威權時代那麼好了。３）出於眾多原因，在民主社會中一個政府在上台后，隨著時間的推移，大眾對它的正面印象一般都會顯著地下降。問題是新選上來的執政者在同樣的結構條件下也不見得能干得更好，這一因素和民主的其它性質相結合，長此以往就會造成百姓對於政治的一種成熟的冷漠(他們知道其他制度也不見得一定更好，這是對民主選舉局限性的深刻理解)。這種成熟的冷漠是西方社會選舉投票率一直很低背后的一個重要原因，同時也進一步加強了民主制度的穩定性。

第三，由於目前世界上大多數政府，特別是發達國家政府，均已是民選政府，民主還給一個國家增加了國際合法性。在目前的國際社會裡，一個被認為是非民主的國家會受到來自國際社會的各種壓力，雖然背后其實是在意識形態包裝下的利益爭奪。但是，一旦一個國家被國際上認為是民主國家，國際社會就不得不對該國家在國內的政策和國際立場表示更大的尊重。總之，民主體制將為一個國家的內外政策提供合法性，並大大提高該國在當前國際秩序中的地位。

(責編：鄒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