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煒：不走形式普選的中國式民主【2】

民主的要義是對人民負責

有沒有一種中國樣式的民主？當然有。一種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充分考慮這個超大國家地區間、城鄉間、民族間發展極不平衡之復雜國情的民主﹔一種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充分考慮到行業間、階層間的結構性矛盾之極難解決，既得利益尤其是國企改制中形成的既得利益之極難撼動的民主。在既有國情下，這種民主必然是一種基於小范圍競爭性公選而非全民大選的民主，一種既實行賢能政治，又能保障普通黨員和公民的政治權利，從而可望避免西方民主無謂黨爭、討好選民、拉票買票和黑金政治等缺陷的民主，一種與時俱進，不斷創新，敞開胸懷向其他民主樣式學習，充分吸納其經驗教訓的一黨執政下的人民民主。

這種民主不僅要推行一黨執政下的競爭性公推公選，言論開放下的輿論制衡同樣是題中應有之義，領導干部財產登記和申報、政務信息公開、黨內行政問責等“基層民主”操作方式，以及諸多其他旨在加強對公權力監督制約的制度革新都是其有機組成部分。隻要堅守民主理念本身，而非拘泥於民主可能具有的種種具體形式，便不難發現，以上勾勒出來的手段或者方法本質上仍是民主，如果操作得當，很可能成為一種比既有民主樣式更為有效的民主樣式。世界銀行前駐華代表皮特 鮑泰利教授就認為，“多黨制並非民主的精髓，民主的要義是能夠對人民負責”﹔在中國式一黨執政的條件下，執政黨具有很強的決策能力和執行能力，而在西方式的多黨制下，政黨的目的只是擊敗競爭對手，或如何贏得下一屆選舉的勝利，而不是真正領導國家，真正服務於社會。基於這種認識，鮑泰利認為，中國有可能成為“有史以來第一個通過一黨制來實現民主的國家”。[5]

作為一種政治理念（而非議會制下政黨競爭這樣的政治操作）的民主並不是西方啟蒙運動和理念的產物，更不是西方人的專利，而是從古到今一直存在的普遍的人類現象，而現代民主與現代法治和自由理念一樣，都是人類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都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如果民主本身不對，中國共產黨乃至整個中華民族為之奮斗了一百多年的事業，還有什麼意義？因此，發展一種中國樣式的民主不僅是可能的，更是當今中國人的責任。西方式一人一票、普選直選民主固然不適合中國國情，但任免官員的關鍵權力局限在一個太小的范圍已極不合時宜。當今中國最大的問題權力尋租、吏治腐敗即源於斯。為什麼不能嘗試一下由一定數量的黨代表、人大代表、在職干部、退休干部、普通黨員、普通公民充當“選舉人”，由他們公正、透明、公開地選舉官員呢？非普選民主的本質訴求在於：在執政黨的領導下，進行小范圍的競爭性公選而非全民大選，公開透明、公正公平地推選黨政領導人，在此過程中穩步而有序地擴大政治參與，不斷創新、完善監督制約公權力的機制，從而邁向更高水平的公平正義，實現更為有效的國家治理。

在執政黨領導下，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我國民主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推進。盡管如此，一百多年來中華民族所向往、所憧憬、所為之奮斗的，卻是一種更高意義上的民主，而這種更高意義上的民主目前仍然只是一個願景，否則執政黨就沒有必要反復強調“推進民主政治建設”，“擴大人民有序政治參與”了。[6]具體說來，所謂更高意義上的民主應該是一種既有普通黨員和公民相當程度的政治參與，又能取得精英與群眾之間的平衡，政府各權力部門之間充分協作、唯效率是求的善治[7]民主﹔一種既能合理集中權力，合理分配和使用權力以大大提升國家能力，又能有效制衡權力，抑制貪腐，縮小財富差距，維護人民利益尤其是其長遠利益的高效、正義的民主。它也應是一種能集中力量辦大事，持續不斷發展經濟，提高國力，贏得國際尊重的大國民主。非普選民主就應該是這樣的民主。

為何要推行非普選民主？

以上論述的只是關於非普選民主的宏觀描述，而非為何要搞非普選民主的理由。換句話說，為什麼當今中國應實行非普選民主，並非不言自明。

為什麼在當前國情下應該推進民主？回顧歷史不難發現，在反抗侵略和實現現代化的巨大壓力下，在西方民主話語的強烈影響下，清末以來我國歷史進程一直處在集中政治權力以提升國家能力與對民眾政治賦權以實現民主的二重變奏中。這一進程至今也遠未結束。可以說，1911年至1949年間的群雄逐鹿中，為了在一個超大國家重建政治權威，實現統一，時代的主旋律是集中政治權力。這不僅對共產黨來說如此，對袁世凱政府和國民黨來說同樣如此，而對民眾的政治賦權雖也提上了議程，卻處於次要地位﹔1949年至1979年，國家統一雖已實現，但因敵對勢力的經濟封鎖和軍事威脅，也出於在極短時間內實現工業化之緊迫需要，時代的主旋律仍是集中政治權力，政治賦權仍處於次要地位，期間甚至發生了反右、大躍進和文革，政治賦權進程明顯倒退﹔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一個政治寬鬆化、初步法治化和廣義民主化（這裡所謂“廣義民主”與普選民主、非普選民主等狹義的或嚴格形式意義上的民主相對）的進程啟動了，時代的主旋律開始從政治權力集中向政治賦權傾斜。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人民開始享有前所未有的權利和自由，出現了長達三十幾年的政治穩定、社會基本安定的局面。也正是在此過程中，我國經濟騰飛，綜合國力急劇提升。

事實上，經過一百多年的現代化運動，我國目前已基本實現了工業化，城市化進程明顯加快，教育普及，在此情勢下普通黨員和公民的權利意識和民主訴求大為高漲，在加強法治建設的同時從形式上擴大政治參與（而非僅僅滿足於政治寬鬆化和廣義民主化）被提上議事日程。為什麼應擴大政治參與？中國的巨大經濟成就不是在政治參與明顯不如西方國家，甚至不如大多數新興國家的情況下取得的嗎？對這個看法的回答是，當代中國所取得的經濟成就雖離不開“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礎，卻主要是在“后三十年”取得的，而“后三十年”恰恰是一個政治寬鬆化、初步法治化和廣義民主化的時代。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進入了一個政治寬鬆化、初步法治化和廣義民主化的時代，人民開始前所未有地享有種種重要權利和自由，也前所未有地表達著自己的意志。十八大召開以后，這一進程必將進一步得到穩步推進，民眾再也不可能像從前那樣被動沉默，其利益訴求需要得到比先前有效得多、即時得多的表達﹔民眾不僅已具有表達其意願的意志和能力，更已在很大程度上擁有表達的渠道和表達的資源。有學者指出：“今天的民眾不再以克裡斯瑪型權威的追隨者角色出現，而是在執政黨認可的公民權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理權威基礎上發聲，挑戰著克裡斯瑪權威及其官僚體制的合法性基礎，推動著執政黨由表及實地走向法理權威……各種社會矛盾如社會不平等、維穩中民眾與官僚體制的沖突隨著經濟發展而凸顯出來，以國家政策和官僚體制為主體的資源分配機制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引發了對國家支配方式和官僚體制權力的種種質疑和抗爭。”[8]

在這種情勢下，我們終於認識到：民主可能不是人類文明的終極目標，卻定然是適合工業化、城市化、教育普及、全球化和信息化故而民眾權利意識高漲狀況的政治理念和生活方式。也正是在這種情勢下，中國社會達成了推進民主的共識，“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甚至被寫進了十八大報告。

回答了為什麼必須繼續推進廣義上的民主，接下來的問題是：為什麼應該推行一種非普選的民主而非西方樣式的普選民主？

作為一個有著超大規模的國家，我國有著無與倫比的大一統格局，政治統一已然是刻寫在民族基因裡的全民共識，更有已運行了大半個世紀的黨政一體體制，而推行多黨競爭、全民大選式的民主，同時又得兼顧政治社會安定、國家統一，操作難度之大，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比，也沒有任何先例可循。[9]同樣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有著歷史所賦予的執政合法性和權威，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在半個世紀裡從貧窮落后、備受欺凌的弱國走向文明復興，一躍再次成為世界強國，而在極復雜的國情下進行政治改革，如果搞多黨競爭、全民大選式的民主，顯然很難有效維護中共的執政權威，顯然很難有效保証政治穩定、社會秩序和經濟繁榮。所以，唯一可行的辦法是，執政黨領導下的小范圍競爭性公選、言論開放下的輿論制衡，以及領導干部財產登記並公開、政務信息公開、行政問責、群眾測評等所謂“基層民主”，即，實行一種半威權主義的非普選民主。

除了超大國家規模、歷史沿革和維護中共執政地位等顯而易見的考慮以外，幾十年來非洲、南亞諸多國家以及2011年春以來阿拉伯諸國亂局也表明，在經濟發展尚欠火候，國家建設尚未完成，社會共識尚未形成的情況下匆匆實行西方式的一人一票、全民大選、政黨競爭的民主，極可能使國家得不到穩定、經濟得不到發展、社會得不到安定，人民不能安居樂業，從而造成嚴重的治理問題，甚至可能導致嚴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動亂。事實上，在許多實行西方式民主的第三世界國家，選舉作弊、官員腐敗、族群分裂、經濟停滯、政變不斷、軍事干政已是見怪不怪，國際媒體也早已對此產生審美疲勞，不多作報導了。不僅移植到非洲、南亞、西亞的西方式民主出現了嚴重弊端，一人一票、政黨競爭式的民主就其本身而言也有政黨惡斗、討好選民、拉票買票、金錢操控等殊難克服的弊端。

推行非普選民主還有一個重要的理由。1978年以前我國取得初步的工業化成就，1978年以后我國的經濟騰飛、社會進步和政治環境之寬鬆化和廣義民主化，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人大、政協和黨代表大會等民主性組織形式之初具規模，各級權位終身制之根本廢除，各級領導職位之實現和平更替，各級領導職位的年限之得到制度性限定……凡此種種，都說明中國一直處在民主化進程中，中國民主一直在向前推進。非常清楚的是，當今中國已為一種更高層次的民主打下了一個堅實基礎，這就使程序和制度意義上的非普選民主成為可能。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