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煒：不走形式普選的中國式民主【3】

不斷推進的民主觀

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一百多年來中華民族一直在推進對於民主的認識，近年來甚至已開始形成大體上獨立於西方的民主話語。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改革開放帶來的寬鬆氛圍和認識進步，一度被意識形態化的民主話語近年來在知識界已一定程度去意識形態化，相異甚至相反的觀點不再像從前那樣彼此之間形同水火、絕對排斥，而在一定程度上已能相互包容，此即所謂“我活你也活”。無論持什麼樣的民主觀，我們已大體形成這種共識：一切手握權力者都容易濫用權力。[10]很多中國人甚至已認識到，民主雖能對治濫用權力之頑疾，卻並非必然是西方式的三權分立、議會混戰、政黨惡斗、拉票買票，並非必然是熱熱鬧鬧、轟轟烈烈的全民大選，或各級議會選舉和行政首腦直選。民主的本質在於對人民負責，在於發展出一套符合國情的約束公權力的有效機制。其最終目的在於善治，而非把既有民主的外在形貌依樣畫葫蘆地照搬過來。這就是推行中國式非普選民主的根本理由。

曾幾何時，我們還對民主和自由不加區分，總是把民主自由相提並論，以為民主與自由總是肩並肩、手拉手，有民主必有自由，反之亦然。但現在我們認識到，事實並非如此。[11]實踐也表明，民主有一個適用范圍，應當限制在民眾利益的表達以及人民代表、行政領導人的產生機制方面。民主雖可延伸到社會生活的某些層面，但不應無限制地擴大到經濟生活、行政管理，以及軍事、外交等方方面面。

尤其重要的是，民主不等於分散削弱國家權力，而恰恰相反，應起到強化國家權威，提高國家能力的作用。我們也看到，健康、良性的民主無不依賴強大的國家。中國固然不可能也不應該照搬歐美樣式的民主，但即便這種有缺陷的民主也建基在高效能的國家之上。進入高福利社會以后，歐美各國民主制的深層次問題雖浮出水面，但至少在此前一百來年裡，它們正因為擴大了公民政治參與，同時又開出種種約束公權力的機制而明顯提高了國家效能。事實上，建基於法律、法規和法則的國家權力對於任何時代、任何政體來說都是必要的。沒有起碼的國家權力，不僅沒有決策效率可言，甚至無法有效地提供國家安全與政治、經濟和社會管理等基本公共必需品，在實施趕超戰略的工業化時代尤其如此。從發達國家的情況來看，19世紀的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德國等國都在推進民主的同時大大加強了國家能力，甚至撒切爾時代的英國也是政府集中權力進行有效治理的最新事例。總之，既有民主樣式即便有嚴重缺陷，在一定條件下也確然能使國家權威受到應有的尊重，從而能更有效地集中權力，提升國家能力。

但同樣清楚的是，過度的權力集中，尤其是法治不健全、經濟快速發展、貧富急劇分化之轉型時代的過度權力集中，必然有利於既得利益集團繼續用權力尋租，以特權致富，而不願甚至阻擾政治改革。這勢必給民眾本已高漲的不滿情緒火上澆油，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公民的平等訴求、自由訴求和公正訴求日益強烈的情形下，甚至可能使社會和國家陷入動蕩和動亂的境地。換言之，如果經濟改革已使我國國力大增，民眾權利意識高漲，政治改革卻依然停滯不前，公民參政依然停留在低水平，過於強勢的公權力受不到應有的制衡，行政審批依然過多，行政管制依然過於嚴苛，對經濟、教育和文化的行政干預依然過多，對社會事務依然大包大攬，官員手中依然握有不受節制的自由裁量權，國家就勢必成為“利維坦”怪獸，這必將對國家民族造成巨大危害，不僅將保不住幾十年來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甚至可能出現政治和社會危機，執政黨的執政地位也將受到嚴重威脅。這就是執政黨和政府當前正積極推行“簡政放權”、號召晒“權力清單”的根本原因。

應當強調的是，中共的執政地位是歷史和人民賦予的。近百年來中國之所以能夠推翻“三座大山”，不斷發展，實現文明復興，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至為關鍵﹔晚清以來倍受屈辱的貧弱中國今天之所以能夠自立於民族之林，崛起成為一個世界強國，共產黨的領導至為關鍵。盡管如此，在權利意識高漲，工業化、城市化、教育普及、國際化、信息化的當今時代，中共也必須與時俱進，積極推進民主，使更多黨員和公民深入參與到國家政治生活中來，使公權力得到更有效的監督和制約。惟其如此，尖銳的社會矛盾才能得到緩和。惟其如此，社會公正才能得到有效保証，真正的善治才可望實現。惟其如此，中共才能長久保持執政地位。然而當前的實際情況是，我國公權力尚未得到有效制約，以至貪腐猖獗，幾成頑疾。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於選拔、任免各級黨政領導人的關鍵權力仍局限在一個太小范圍，許多掌握關鍵權力的官員很難說是向廣大黨員和公民負責，所任用官員也很難說全一心為黨，廉潔奉公。正因此故，推進民主成為當務之急，推行非普選民主應提上議事日程。

也應看到，三十幾年來年均9.5%的經濟增長雖已使中國變成一個中等收入國家，但持續多年的快速增長所產生的制度漏洞不僅造成了嚴重的貧富差距，更養成了一種擁抱資本、疏遠勞動的社會風氣。在這種形勢下，若繼續隻提當年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不顧其“共同富裕”的呼吁，將有百害而無一益。事實上，今日中國社會的結構性矛盾已不是效率與公平的矛盾，而是效率與不公的矛盾，產業轉型升級、勞動生產率進一步提高所亟需的提升消費、擴大市場與分配不公所導致的內需不振、消費市場難以擴大之間的矛盾。在當前乃至未來一段時間，推進民主很大程度就是縮小財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