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煒：不走形式普選的中國式民主【4】

近年來中國已經開始形成大體上獨立於西方的民主話語

非普選民主、普選民主都是可能的民主樣式

十分清楚的是，非普選民主並不是從書生頭腦裡產生的一個偉大發明，而是基於對現實的觀察、分析和總結而得出的一種看法或觀點。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這種民主雖不認同西方的民主樣式，卻並不是對民主理念本身的否定。恰恰相反，非普選民主深深植根於已有的民主理念，是民主本身在特殊歷史時期和特殊國情下的呈現或者表達。事實上，普選作為諸多可能的民主樣式之一，既不是民主的終極目的和尺度，也不是民主的唯一操作方式，更不是實現富強的唯一途徑，而是一種有較多政治參與、對公權力制約較為有效的治理樣式。歷史告訴我們，歐美各國和日韓無不在普選之前便已富強，新加坡和香港同樣未搞普選便已高度繁榮，甚至可以說已達到了某種程度的善治。暫不論普選民主的缺陷，其與一個國家的繁榮富強並沒有什麼內在關聯。但正如普選民主是一種可能的民主樣式那樣，非普選民主也是一種有較大程度政治參與、對公權力制約較有效的民主樣式。

從古到今，人類經歷了不知多少樣式的民主，從氏族議事會式的集體治理、雅典全民公投式的直接民主到近代以來的議會式間接民主，從國家層面的首腦大選、公投民主到社區或鄉鎮層面的直接民主，從英美式的兩黨制民主、法德意式的多黨制民主、瑞典和日本式的一黨制民主（從理論上講這兩國雖實行多黨制，但幾十年來大體上是一黨執政，即事實上的一黨制），再到中國式的“基層民主”，不一而足，但大體上講，人們不會否認這些治理形式都是民主。換句話說，不能因為此民主樣式不同於彼民主樣式，便否認它是民主。

不僅不同民族在不同歷史時期會有不同的民主形式，即便同一個民族也會因不同需要而發展出不同的民主形式，例如美國和瑞士不僅在國家層面實行議會式間接民主，而且在社區或鄉鎮層面也在重大事務上以直接民主的方式來做出決定。國內外經驗告訴我們，在現代條件下，通過政治參與來節制公權力意義上的民主固已成為一種為大多數人所認同的價值觀，是大勢所趨、歷史必然，但具體操作方式卻因人因時因地而異，各國應根據其具體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摸索出適合自己具體國情的道路來。事實上，不僅西方民主與非西方國家民主之間存在不小的差異，而且各西方國家之間以及各新興國家的民主之間也有很大的不同。

正因為如此，各國才發展了適合具體國情的民主樣式和相應制度安排，想照搬也做不到﹔即使照搬過來了，也難免橘生淮北。某個鄰國幾乎一字不差拷貝了美國憲法，實行看上去幾與美國一模一樣的民主，但幾十年下來這種民主已淪為一種一大選便大開殺戒的殺人民主，一種從一般官員到總統幾乎無人不貪的貪腐民主，難免不成為世界的笑柄。

推進民主固然應考慮國情，在當前情勢下更應考慮基於國情的非普選民主，但正如仁義禮智信、自由、法治具有普遍意義而非中國或西方所獨有的那樣，民主也是人類的普遍價值，決非西方所獨有。事實上，與仁義禮智信一樣，科學、民主、自由、法治是人類在漫長歷史過程中所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12]這就是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對此，執政黨有著非常清楚的認識。執政黨同樣清楚地意識到，我國在保障憲法賦予人民基本權利方面做得還很不夠，所以執政黨中央一再敦促各級黨組織和政府要充分保障人民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13]民主固然應保証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也應保証決策和執政的效率和質量，但公民享有憲法所賦予的基本權利也是題中應有之義。好在中國社會大體上已經有了一種共識，即在工業化、城市化、富裕化、信息化條件下，民眾不可能仍像從前那樣沉默被動，其利益訴求應得到比從前有效得多、及時得多的表達﹔民眾不僅已具有表達其利益的意志和能力，也擁有表達的渠道和資源。民主或許不是人類的終極目的，卻定然是適合工業化、城市化、富裕化、交通便捷、信息通暢、權利意識高漲條件下的政治理念和生活樣式。所以對當今中國來說，問題已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要什麼樣的民主，或者說以何種速度、何種方式推進中國樣式的民主。

推進中國樣式的民主，就要擴大選官隊伍，切切實實讓更多普通黨員、公民和干部參與到選拔黨政領導人以及黨代表、人民代表的活動中來，參與到更廣泛的政治生活中來，在現有國情下這意味著應以推行小范圍競爭性公選的方式來提高參政水平，來制約公權力。但這並不是推進民主的唯一途徑。也應利用既有的制度平台，如各級人大、政協和黨代表大會等等，無論此類機制目前還多麼不完善。除公選以外，還應有其他監督和制約措施，如各種形式的社會輿論、領導干部財產申報及公開、對領導干部進行公開考評、政務信息公開、公共信息透明、人民代表質詢、紀檢信息公開、黨內問責、行政問責、群眾測評、干部情況公示等，即所謂“基層民主”的種種操作方式。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