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煒：不走形式普選的中國式民主【5】

2012年5月24日，烏克蘭基輔，執政黨和反對派議會上發生激烈的肢體沖突

最終說來，競爭性公選隻有同其他民主制衡措施緊密結合起來，才能真正實現，才能獲得實質意義。也隻有在摸索出一套切實可行即能夠有效制約公權力的方法並將之制度化以后，才談得上中國式的民主政治和民主話語。若以是否實行普選為尺度，以上政治樣式很可能並不被視為民主，至少不被視為嚴格形式意義上的民主，但它們屬於實質意義上的民主無疑，屬於民主本身無疑。

中國式非普選民主亦即以善治為根本目的、小范圍競爭性公選的民主樣式，並非要全盤否定已有的民主實踐，更非要否定民主理念本身，而是要充分汲取已有民主實踐的經驗教訓，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所以是對既有民主樣式的揚棄和超越，對民主本身的深化和發展，是民主理念在中國國情下的具體呈現和發揚光大。若操作得當，我們不僅可望走出一條新的民主道路來，更可能對民主理念本身產生沖擊，從而改變人類的民主觀。

事實上，早在20世紀初中國人便欣然接受了現代民主理念。當時流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更加速了思想轉變：源自西方的新理念既然是“進化”的產物、優勝劣汰的結果，不採納這些理念，不就隻有開除“球籍”的份兒？於是，不僅民主共和以眼花瞭亂的速度一躍而成為主流思維，我們甚至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就連袁世凱以國情特殊、民智未開為由企圖恢復帝制，也擬定了君主立憲性的《新皇室規范》，以法令的形式規定“親王、郡王……不得組織政黨，並擔任重要政治官員﹔永廢太監制度﹔永廢宮女採選制度﹔永廢各方進呈貢品制度﹔凡皇室親屬不得經營商業，與庶民爭利。”[14]這也是為何在“洪憲復辟”失敗以后一百年多的歷史上，國共兩黨都不斷推動各自的民主制度建設，都各自取得了不菲的成績，而其中意義最深遠者，莫過於兩岸都實現了最高權力的和平更替，都杜絕了各級權位的終身制。無論在大陸還是在台灣，君主制下最高權力世代相襲的觀念已被徹底摧毀，君主制一去不復返了。若採用普選之標杆，這可能不被視為形式意義上的民主，卻定然是實質民主，是民主本身。

在過去一百年裡，無數中國人為民主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差距感到困惑、沮喪。但隻要承認，現代條件下的可持續民主必須以穩定的社會、強大的國家和較高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為前提，隻要承認民主的根本目的不在實現某種政治樣式而在善治，即基於尊重公意、約束公權力、政治參與、高質高效決策的國家治理，隻要不拘泥於西方樣式的多黨競爭、三權分立、全民大選等外在形式，便不難發現，那種認為民主跟中國人無緣，專制集權才是中國人宿命的看法，是根本站不住腳的。一百多年來中國人的民主追求決非徒勞無功，期間雖經歷過諸多挫折，走了不少彎路，中國樣式的民主卻一直在或快或慢地向前推進，十八大三中會以后必將更加快步伐。前路漫漫，好事多磨，事實將証明中國式民主的前景是光明的，而在特殊國情下要實現我們的民主願景，隻能推行非普選民主，舍此別無他法。

注：

[1]在人類早期歷史上，氏族式民主普遍存在。除古希臘人（尤其是雅典人）的民主以外，諸多其他民族同樣實行這種民主。亞裡士多德《政治學》一書表明，迦太基雖是混和政制，但民主成份相當多，與希臘民主政制大同小異，混合了貴族寡頭政體成分的迦太基民主甚至比雅典民主更為優越。人類學家摩爾根同樣把雅典民主與易洛魁人和阿茲台克人等的民主放在一起考察，把它們一並歸入氏族民主的范疇。唐虞時期以至春秋時代，華夏民族也實行過與雅典民主相似或至少可比的制度，即“禪讓”。1960年代以前涼山彝族的民主更與雅典民主幾乎一模一樣。西方學者的研究表明，就連在通常認為高度專制的古代兩河流域，早在古希臘之前上千年便實行了集體治理意義上的氏族民主。參Daniel E. Fleming, Democracy’s Ancient Ancestors: Mari and Early Collective Governan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全書。也參阮煒，《不自由的希臘民主》，上海三聯書店2009，第4章。

[2]參李紹明，《涼山彝族奴隸制》，《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北京·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版，第248頁﹔吳恆，《涼山彝族家支制度》，《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第246頁﹔阮煒，《不自由的希臘民主》，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110-112頁。

[3]阮煒，《不自由的希臘民主》，70-120頁。

[4]《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決定》，十，“強化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

[5]“《21世紀》記者對皮特·鮑泰利的採訪：中國將証明一黨制與民主並不沖突”（採訪時間為2013年6月25日》，載《觀察者網》2013年12月12日頭條。

[6]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的講話。

[7]無論是古往今來何種民主，也無論我國當前乃至未來將推行何種樣式的民主，都不應把民主絕對化、神聖化，而應以良好的治理或善治為根本追求目標。這就是為什麼托克維爾在盛贊19世紀英美民主實踐的同時，也贊嘆兩國政府權力集中的程度大大超過先前時代。如果政府不能適當集中權力和行使權力，連起碼的公共秩序都不能保証，民主了又如何？在托克維爾看來，良好的政府是公共利益的有效表達，是善治﹔不良政府不僅不表達公共利益，反而危害公共利益。

[8]周雪光，《國家治理邏輯與中國官僚體制：一個韋伯理論視角》，載《開放時代》2013年第3期，頁23。

[9]此處參閱了鄭酋午，《歐美和中國分別需要什麼樣的改革》，載《改革內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志社）2011年第43期，頁45。

[10]孟德斯鳩說：“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參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張雁深譯，上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上冊，頁154。

[11]阮煒，《不自由的希臘民主》，全書。斯科特·戈登，《控制國家：古雅典至今的憲政史》（應奇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頁94。

[12]溫家寶，《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載《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07年7月19日。

[13]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14]劉成禺，《洪憲紀事詩本薄注》，載《袁世凱》，《維基百科》2011年10月30日。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