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玉：“自焚未遂”為何難攔“暴走”的安倍

6月29日，一名日本中年男子爬上位於東京都新宿區新宿火車站南口的天橋頂上，一手拿擴音器、一手拿“演講稿”，鎮定地發表批判安倍政權和反對政府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演說”。抗議演說約持續一小時左右。隨后，該男子從容地打開放置身邊的汽油瓶，將汽油兜頭倒下，隨后平靜地點燃打火機，企圖自殺。由於事發當日是星期天，事發地又位於東京都鬧市區，導致周圍一時騷亂。

戰后日本，除某些特殊時期外，即便是國民對政府行為或政策感到不滿而奮起抗議游行，也表現得相對理性、平和，且秩序井然，很少出現過激的抗議行為。看上去就是個正常、本分的普通日本工薪族，竟然採取如此極端方式來表達對安倍內閣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抗議。這一戰后日本史上罕見的過激抗議事件，不僅令日本問題研究者愕然，也讓所有關心日本政治動向的各國媒體訝異。

更令人驚詫的是，這一罕見的“自焚未遂事件”似乎並未引起日本主流媒體的關心與注意。遙想當年三島由紀夫切腹自殺以“喚醒”昔日日本精神之事件曾引起的轟動與關注，此事更令人唏噓。作為亞洲“優等生”的日本到底怎麼了？是什麼原因讓一個普通國民以寶貴的生命為代價發出悲壯的抗議呼號？

罪魁禍首當為現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2012年再度上台執政的安倍，視民意為無物，強勢引領日本在恢復昔日“帝國輝煌”與“榮光”、徹底拋棄戰后和平主義的道路上極速狂奔。雖然和平主義在日本仍然影響深厚，但據日本《每日新聞》近日一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58%的受訪者反對政府行使集體自衛權，但無視民意的安倍卻執意要將日本從“戰后體制”的“桎梏”中“解放”出來，無怪乎會引發民眾的不滿。

對安倍來說，日本自接受所謂“東京審判”就遭到“戰后體制”的束縛：作為戰敗國日本被迫在軍事和外交上“屈從”於戰勝國美國，同時不得不反復向中國等鄰國為它在侵略戰爭期間的“行為”道歉。對“戰后體制”倍感憋屈的安倍，在首次就任首相時就以擺脫“戰后體制”為己任。再度執政的安倍，以使日本為世界和平與國際合作做出更多積極貢獻為由，提出“積極和平主義”以取代戰后和平主義，即實現由“非軍事貢獻”向“軍事貢獻”的轉換。2014年，安倍內閣的重要使命是通過修改憲法解釋即“修憲”的方式，突破戰后禁止行使集體自衛權的禁區，允許政府行使集體自衛權。

無論從安倍的政治思想DNA還是其國家主義理念來看，安倍極力推動的包括解禁集體自衛權在內的國家安全戰略與防衛政策的調整，其基本立足點是降低對美依存度並推進日美同盟關系的對等化。安倍尋求“自立”的野心和致力追求的上述調整，已經遠遠超過包括其外祖父、前首相岸信介在內的歷屆日本領導人追求對美“對等”的力度和高度。但是，就像日本慶應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添谷芳秀指出的那樣：“美國並不認為安倍政權推進的安保政策打破了日本的‘戰后體制’”。

或許，鑒於亞洲新的力量對比，美日伙伴雙方在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問題上早已達成默契共識——若要成功地應對崛起的中國對美日構成的挑戰，就需要盡可能地給日本鬆綁、降低其對美國的從屬程度，並使日本重新獲得安保獨立決策權。

（張伯玉，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海外網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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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宋勝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