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倡導學習中國應對危機經驗【2】

IMF新發現為中國“4萬億”事后背書

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現在出台的建議是建立在堅實的實証研究和分析的結果上：例如，

一.實証研究表明，在許多新興市場經濟和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已成為制約經濟增長的瓶頸。

二.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的增加會在短期內擴大總需求，並在長期內促進整個經濟的生產力。

三.運用發達國家數據的實証研究表明，投資佔GDP的比重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會使當年的產出上升0.4個百分點，並使4年后的產出上升1.5 個百分點。

四.增加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對GDP的促進作用甚至可以抵消公共債務的增長， 因而公共債務佔GDP的比重不一定上升。換句話說，如做得好，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可以“自負盈虧”。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這些分析和“新發現”，其實和我們前述一系列研究的發現相同，而且也正是我們上述政策建議的理論和經驗依據。但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國際宏觀經濟政策的討論中執牛耳地位，這些“新”研究和倡議實際上為中國在這輪國際金融危機初期實施的以基礎設施建設為特征的“4萬億”積極財政政策，做了事后的背書﹔並為我國在未來發達國家復蘇乏力，出口減緩，經濟增長速度下滑時採用消除增長瓶頸的基礎設施建設作為反周期措施，以及為其他國家“向東看”開了綠燈。

2009年二月，這一來自中國經驗的倡議開始提出時，國際上響應者了了，當時主流的看法是政府在危機中的主要功能是發放失業救濟，維持社會穩定，利用危機倒逼平時做不了的結構改革，例如，減少政府對電力、石油的補貼等。

現在危機超過6年了，全球經濟尚未能走出困境，贊同以基礎設施建設，而不是發放失業救濟的人越來越多，包括美國前哈佛大學校長、財長、國家經濟局局長薩默斯這樣影響國際輿論走向的著名經濟學家在內。

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和全球著名顧問公司麥肯錫也於今年5月底在巴西裡約熱內盧邀請各國領導人和財政、金融、實業界的領袖召開全球基礎設施會議，推動這一計劃。

今年9月20-21日，20國集團的財長和中央銀行行長在澳大利亞凱恩的會議上，也重申基礎設施投資對於重啟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可見，引領世界新思潮的觀點不見得隻能來自發達國家的學者。

盡管發達國家的理論界仍然左右著世界的政策思潮和實踐，但是全球的經濟，尤其是發達國家的經濟，尚未從危機后的衰退中完全復蘇、恢復穩健的增長。主張政府不應採取反周期措施的新古典宏觀經濟理論固然被各國政府在危機中所摒棄，傳統“挖個洞補個洞”、給失業救濟和打開貨幣閘門的“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刺激也已經走到了盡頭﹔儲備貨幣國家利用貨幣霸權推出“非常態貨幣干預的數量寬鬆政策”，也未能根本解決發達國家的問題。

並且，如印度央行行長拉古然 拉詹 （RaghuramRajan)最近多次公開批評所指出的，美聯儲的數量寬鬆政策最初導致大量資本流入新興市場經濟體造成資產泡沫，現在的退出又導致大量資本流出，造成外匯儲備損失，貨幣貶值。這種以鄰為壑的政策可能引致新興市場國家‘孤立無援’，被迫採取競爭性貨幣擴張以保持國際競爭力，而出現雙輸的結局⑥。

中國學界是否需要觀念上的轉變？

既然發達國家的經濟學界和政策界，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開始向東方看，學習中國在遭到危機沖擊經濟衰退時的應對經驗，倡議以能消除增長瓶頸、創造就業的“超越凱恩斯主義”的基礎設施建設來恢復經濟的穩定和增長，我國的學界是否也需要有一個觀念上的轉變？

解決中國經濟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是否也可以來自於我們對自己問題的性質、可動員來解決問題的資源和條件的認識，來自己尋求解決的方案，而不是一出現問題就向發達國家的主流理論或國際權威機構的政策建議中去尋找答案？

是否也可以從我們自己創造的經驗中去總結出新的理論對世界理論的前沿做出貢獻？隨著中國經濟對世界的影響越來越大，我們是否也應該根據我們對全球問題的認識，提出能幫助全球經濟走出困境的倡議？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應該是致力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知識界所應該思考的問題。

(責編：宋勝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