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6月2日发表题为《杀戮机器》的署名文章，作者弗雷德·卡普兰在文章中指出，人们很难记得，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中情局从不参与暗杀坏人。那么，它是怎么把自己变成“一台杀戮机器、一个着迷于追捕的机构”的呢？这就是马克·马泽蒂引人入胜、措辞犀利、有时悲喜交集的《刀锋之路：中情局、秘密部队和地球角落里的战争》一书的主题。

9·11袭击推动转变

文章指出，9·11恐怖袭击推动了这个转变，但即便在那时，内部反对意见也是非常强烈的。马泽蒂是《纽约时报》记者，是一个普利策奖获奖团队的成员，他不遗余力地记述了中情局对手中新权力的利用和滥用。他回顾了保守派和少壮派围绕中情局是否应当利用“食肉动物”无人机哪怕是去追杀乌萨马·本·拉丹的问题发生的激烈争斗。在那几个月之前，这种争论是不会有的。马泽蒂援引一名前反恐负责人对9·11委员会的陈述说，在双子塔倒下之前，他会断然拒绝要求消灭“基地”组织领导人的直接命令。那时中情局在这种事情上的格言是：“我们不是‘摩萨德’。”

9·11事件后，布什总统签署行政命令，恢复了中情局的秘密搜查权力。用马泽蒂的话来说，因为9·11事件而被批“笨手笨脚和不愿冒险的中情局开始了无节制的杀戮”。

奥巴马许可推波助澜

马泽蒂提出了几个富有说服力的理由，解释为什么奥巴马——出乎许多人意料地——比布什更赞同这种无节制的行为。首先是一个简单事实：布什离任后，无人机项目日臻成熟，无人机产量大增，无人机工作人员队伍扩大。

第二个原因是，2004年，中情局总监的一份报告谴责该局关押和审讯恐怖分子的项目“未经授权”和“不人道”。这让中情局特工普遍担心，假如政治风向跟30年前一样出现变化，那他们也许会面临刑事指控，中情局可能会遭到严厉抨击。马泽蒂写道，官员们被迫重新思考反恐战争，发现武装无人机和定点杀戮“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它们似乎“更干净，跟人的关系不大”，而且“毫无风险”。于是，“中情局开始看到前途：不是作为美国之敌人的长期看守者，而是一个可以清除他们的军事机构。”一贯反对加大审讯力度的奥巴马同意了。

由无人机和小规模突击队发动的战争还迎合了一个正在为从伊拉克和阿富汗继承的规模大、耗资多的战争寻求替代方案的总统以及国家。奥巴马觉得这种新型战争极具吸引力，以至于在他第一个任期之初，他在时局值班室的一个会议上批准了当时的中情局局长利昂·帕内塔提议的所有无人机定点袭击。马泽蒂援引总统的话说：“中情局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马泽蒂没有解释为什么奥巴马如此明确地扩展布什发起的秘密战争。他只是跟许多触及这个话题的作家一样指出，几十年来，白宫发动和鼓励隐秘行动，往往是使个眼色表示同意以便于推诿不知情。“中情局提供了隐秘性，”他写道，“而隐秘性总是引诱总统。”从这个意义上讲，奥巴马或许符合一个古老的模式。

“黑魔法”造成悲剧影响

文章指出，中情局再度施展“黑魔法”的另一个影响是出现了“边缘角色”发挥“超大作用”的现象，有时是悲剧性的。中情局很久不干这一行了，它用承包商填补空白，而许多承包商“既没有在伊斯兰世界战区开展工作的经验也没有这方面的禀赋”。最有名的例子是当过“绿色贝雷帽”的雷蒙德·A·戴维斯，他在巴基斯坦追捕恐怖分子时开枪打死了两个平民，引起国际紧张气氛。马泽蒂还披露了鲜为人知但在某些方面更为荒诞的杜威·克拉里奇的故事。克拉里奇是“伊朗门”时期的中情局特工，他在阿富汗的哗众取宠挑起了部族冲突。更匪夷所思的是弗吉尼亚社交界名人米歇尔·巴拉林，她通过欺诈手段弄到一份合同为索马里的苏菲派民兵提供资金。这些是马泽蒂的故事中最精彩的章节，尽管按照他的说法，这些故事不知是反映了中情局改头换面后的新气象，还是只是它遇到的一些小麻烦而已。

马泽蒂有时会以浪漫手法描述昔日中情局“耐心、平和的情报采集和刺探工作”。例如，他认为，9·11以后向抓捕恐怖分子的转变导致中情局特工们忽视了2010～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若果真如此，那么，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那时禁止暗杀——应当是中情局的分析师和间谍们的黄金岁月。然而他们忽视了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等等事件。未能预见到这些重大事件的两个更简单的解释或许是，包括专家在内的人类根本不擅长做出预言，像中情局这样的大型官僚机构尤其不愿拿他们的声誉冒险去预言可能性不大的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