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联社重新修订了《美联社员工社交媒体指南》，严禁员工在社交媒体上转发未经证实的传闻。

　　实际上，美联社早在2009年6月就发布了社交媒体政策，承认公司支持员工将社交媒体作为一种个人和职业工具加以使用，但希望员工考虑自己的行为可能给美联社带来的影响。在最早的指南中，一些基本原则已经确立，比如，禁止员工们发布“传播谣言”的信息，员工不得在自我介绍中包含自己的政治背景，也不得张贴任何表达政治观点或是在争议性问题上采取立场的帖子。如果员工以任何方式使用了美联社的工作网络，他们必须表明自己为美联社工作；在其个人主页上，披露有关美联社内部运行的材料也是不被允许的。

　　此次对社交媒体政策的最新修订，并非事出无由。波士顿马拉松赛爆炸事件发生后，脸谱和推特等社交媒体，几乎以直播的方式对事件进行了播报，一些传统媒体为了抢新闻，也在未经证实的情况下引用了社交媒体的信息。这在让人们迅速了解事态进展的同时，也催生和传播了众多误传。其间，美联社的推特账号被黑客攻击，发布了奥巴马受伤的假消息。因为这些新动态，美联社社交媒体指南的最新修订版要求记者要格外小心，“避免通过推文和帖子，散布未经证实的传言”。

　　新规强调，在确保社交媒体信息的真实性之前，员工不得对相关信息进行转发，即使其他记者或者新闻机构已经进行了相关报道。而当员工转发经过证实的信息时，也要将该信息当作直接引语处理，并配上评论和来源。“转发而没有评论，很容易被看成是一种你赞同原信息观点的信号”，美联社在新规中写道。

　　在推特上的老用户都知道，转发并不等于同意。然而，一条推文的意图并不总是能够同其效果相分离。美联社警告说：“很多阅读你的推文和转推的用户，永远不会去看你的推特自述。”

　　根据这份新规，美联社员工在使用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作为新闻源前，必须要通过电话、电邮等方式与发布信息者取得直接联系，确定发布者的身份及其发布的信息是否真实。

　　这些小心翼翼的举措的推出，背后是美联社的这样一种思考逻辑：它把员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消息视为出版，就像通讯社发稿、电视部门直播，或是通过数字平台散发数字产品一样。

　　这份新规尤其强调，对于那些有潜在危险性或者过于敏感的新闻，记者该如何在社交媒体上予以报道。美联社社交媒体编辑艾瑞克·卡文和标准编辑汤姆·肯特在解释新规的博客上写道：“当出现了大屠杀、自然灾害或是战争地区的突发事件，美联社记者有必要调动他们的所有工具来获取新闻，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获取图像……如果有新闻价值的爆料来源、目击者证明、相关内容处于危险的或是各种敏感的情形，此时至为关键的是，我们要作出有关新闻采集的智慧的和道德的决定。”

　　关于美联社的社交媒体政策，我最喜欢的是从前它在规定如何运用社交媒体采写新闻时说的这样一段话：“如果这些建议中的某一些听上去不是很具体，那是因为相关决定必须依照个例来作出，而在作出决定时，需要调动你的新闻本能。你们中的许多人，在面对面采访或者电话采访时，都有很多运用这样的本能的经验——你知道怎么去和正陷入严重事态当中的人交谈，让他们和你交流时感觉更安心，更愿意分享他们的故事，并在决定这样做时更舒坦。你也清楚什么才是合适的时间。”

　　美联社还有一点我也很推崇。它给记者的建议是“提供，而不是要求”。不是向当事人提出要求引用他的话，而是告诉当事人，“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话，来找我”。换言之，说“我就在这，如果你想和我说话的话”，要远比问“我能和你谈谈吗”，更有同理心和理解力。

　　当然，新规也并非十全十美。比如这段：“美联社员工必须意识到他们表达的观点，可能破坏美联社作为公正消息来源的声誉。美联社员工，必须克制在任何公共论坛上就争议性公共话题公布他们的观点，不得参与有组织的行动来支持某项运动或事业。”

　　个人以为，今天记者追求客观性已全然不现实，上述的禁言令会使得记者很难检视那些隐含的假设及偏见，并发掘背后的原因。美联社所限制的，恰恰是使社交媒体变得如此有价值的对话。社交媒体并不只是一个搜集消息的场所，也是一个讨论新闻的空间，可以分析新闻的影响，并试图找出新闻背后可能的预设和偏见。当记者无法再做到客观的时候，他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把获取的信息，以一种有用和翔实的方式呈现。而如果社交媒体政策阻止记者的对话，那么记者也就丧失了反思的机会。（胡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