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体舆论聚焦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庭审现场。对于这起被外界视为中央“打老虎”的大案，公诉机关曾在起诉书中连用“四个特别”直陈其情节及后果之严重。笔者认为，将曾被称为“中国高铁之父”的刘志军送上审判席，除了彰显法纪威严之外，还有三大破旧立新的“溢出”效应。

第一，破除“能干能贪”的能人文化，提升发展廉洁度。刘志军可谓是典型的“能吏”，他曾把“牺牲一代人，实现大跨越”挂在嘴边，数年间融合西方高铁强国技术并赶超了其近半个世纪的先发优势，让一度羸弱的“铁老大”在高铁加速度中成为“明星部委”，甚至奥巴马也以中国高铁为例唤起美国人的“危机感”。然而，尽管2010年被视为“高铁年”、人们戏称刘志军为“刘跨越”，但司法机关追缴的8亿多元涉案赃款和370余套房产表明，其在背地里将“干事不干净，干净不干事”演绎到何等惊人之程度。换言之，靠贪贿支撑的高铁速度靠不住，靠腐败维系的跨越成果保不住。解决中国的改革发展问题，必须让科学发展与“廉洁发展”相依存，让“干净干事”与官员职业生涯相伴随，而绝不能与“能干能贪”画等号。

第二，破除监管失位的特权领地，保障国民幸福指数。刘志军2011年落马后，“7·23”动车事故、铁道部被撤等相继发生，铁路垄断之患和特权改革之难引人唏嘘。有人说，三聚氰胺事件举国震惊，而动车事故举国震怒。因为在网络社群间弥散的无助无奈、无法释怀和无安全感，触发了“中产之怒”这一最严重的“次生灾害”。人们愤懑的是垄断和特权之害，是高铁“工程上马，群官落马”背后的贪贿黑洞，以及对基于生命安全的国民幸福感的深度焦虑。刘志军2003年任铁道部长后拒绝打破垄断，导致“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的改革议题屡被搁置，而且形成了“拾高铁一粟，可一朝暴富”的潜规则和利益共同体。如5家涉案央企以串标、围标、回扣等方式承揽高铁项目，曾被国资委明文要求自查整改。其实，“打虎”为治标之举，铲除“养虎”的特权领地才是治本之策。

第三，破除权力勾结资本的权贵幻梦，增加执政安全感。时下最流行的官场小说，或许都难以描摹出刘志军与商人丁书苗打造“黑金政治”的内幕。刘志军拨弄高铁轮盘的建设史，正是丁书苗从农妇到数十亿身家的暴发史。而刘志军帮助丁书苗做大做强企业，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的仕途打造“经济基础”，以备需要之时用金钱铺路。值得关注的是，其让丁书苗“捞”落马下属何洪达一人就花费近五千万元，所累积形成的资本实力和政治干涉力可见一斑。所幸的是，就今日审判席上的刘志军而言，其个人政治野心已宣告彻底幻灭。而对整个执政体系和干部队伍来说，防止“权力勾结资本，资本配置权力”才是真正的考验，更是建设廉洁政治、维护执政安全的百年大计。

(作者是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