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一再鼓噪的“价值观外交”，实际上只不过是日本政府此前很多类似政策的改造版，其历史踪迹不难探寻。

2006年安倍初登相位，其外相麻生太郎就提出了“价值观外交”。所谓“价值观”，是指“民主主义、自由、人权、法治及市场经济。在推进外交方面高度重视这些‘普遍价值’，开展‘价值观外交’”。但是，继安倍出任首相的福田康夫在首次施政演说中，改提开展“创造和平外交”，不再提“价值观外交”。 实际上，“价值观外交”是对原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的父亲福田赳夫1977年对东南亚国家提出的以和平繁荣、加强交流、对等合作为主要内容的“福田主义”的仿效。福田康夫是热衷并熟悉外交的政治家，他不提“价值观外交”，务实是根本原因。

此番安倍、麻生再次联袂登台，旧话重提。今年1月18日，安倍晋三在东盟总部所在地印尼首都雅加达亲自提出了“价值观外交”，何故？近些年日本经济的停滞和中国的崛起，是举世无争的事实。中国和东盟国家各方面联系的日益加强，特别是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正式建立，不仅反映了中国巨大的经济影响力和对东盟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而且同日本经济影响力的衰落形成明显反差。毋庸置疑，对日本经济影响力下降的深重危机感，是安倍重新提出“价值观外交”的重要背景。其试图以“价值观外交”离间东盟各国与中国日益紧密的联系特别是经贸联系，各国也心知肚明。

然而，安倍所推行的“价值观外交”，不过是涂抹着“文化认同”色彩的殖民扩张主义的改装版。安倍在重新成为日本首相后首访越南，更是对二战历史的嘲讽。1936年，日本因觊觎东南亚大米、橡胶、锡、石油等丰富的战略资源而开始推行“南进战略”。1940年8月1日，日本近卫内阁外相、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定为甲级战犯的松冈洋右，正式宣布将建立“以皇国为核心”的“大东亚共荣圈”。翌年，日本出兵侵占包括越南在内的法属印度支那，因此激怒美国，引发太平洋战争。

诉诸历史，以动人的口号掩盖不可告人的目的，是日本对外扩张的一贯伎俩。这一伎俩在迫使满清政府签署《马关条约》、割占台湾后开始成型。“将台湾置于文化整合的范围之内”；“努力在台湾传统文化中寻找和日本文化的契合点, 努力达到两种文化的沟通”，堪称价值观外交的历史原型。

20世纪日本殖民朝鲜后，日本以“内鲜融合”论（按：日本当时称本土为“内地”）和“内鲜一体”论，鼓吹日本和朝鲜“在人种和文化方面均同根同源”；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东北策划建立伪满洲国，以“民族协和,王道主义”为“建国理念”，并反复强调“尊重民意” 和“民族平等”两项原则，均是打着“文化认同”的旗号行掠夺利益之实。

今日之世界，用武力获取利益已经过时，但追逐经济利益这一目的永不会过时。“历史是最富有哲理的教科书”。在这本“教科书”中，我们可以找到“安倍价值观”的历史原型，并可依此敲响警钟：谎言往往很诱人，但谎言终究是谎言。

（冯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海外网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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