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奥会后，国内媒体普遍将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当成换届后中美峰会的重要成果予以报道。我在当时就评论指出，情况远没有那么乐观，中美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问题上各说各话，仅仅由于对来访国元首的礼貌，因此未在记者会上进行公开驳斥而已。

　　时隔一个多月，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此有一句话进行描述，间接证实了我的看法。他说，“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于7月10日至11日在华盛顿举行，这是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后，两国政府围绕着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迈出的重要一步。”这句话意味着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只是一个远景目标，而中美在习奥会后不久举行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是为此实施的重要步骤。

　　在两国新一届政府这场高级别战略对话前夕，中国相关官员对美国展开了密集的攻势。汪洋、杨洁篪和崔天凯等分别采取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指出双方的问题所在或对美方提出批评。汪洋在文章中问，为什么美国积极扩大就业，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却屡屡受挫？为什么美国对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反复提及，却执意限制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产品？杨洁篪则表示，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不同，中美之间存在分歧很正常，但双方有足够的智慧处理好分歧和摩擦。驻美大使崔天凯在接受CNN专访时指出，中方对斯诺登披露的相关情况表示关切，希望美方予以澄清。

　　他们在中美经贸关系、整体战略关系以及纠结两国关系的重要具体问题上向美国提出了或直接或含蓄的批评和警告。中国一反常态，改变以往在重大外事活动前夕营造友好氛围的“惯例”，转而采取明显的外交攻势，是极为少见的，不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外交方式。那么，何以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方面原因：

　　中国领导人显然认为，随着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的上升，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提高了，与此同时，美国由于金融危机和国际局势的影响，在很多方面需要中国的合作。中国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了，所以在导致中美关系困难或者分歧的领域，按照美国的方式，将中美重大分歧提前敞开，并指出美国乃问题所在。

　　在对话之前提出的三个方面问题，其实也是中美之间当前最主要阻力和中国最关切和致力于解决的战略目标。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依赖对外贸易。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也面临着国内市场饱和国际市场萎缩的困局，在国外市场特别是像美国这么重要的市场扩大投资，并引进中国急需的高技术产品，是中国解决迫切的增长放缓问题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美国作为中国最重要最具潜力的外部市场之一，为华企对美投资设障以及严控对华高技术出口，对中国扩大对外贸易以及至关重要的技术升级，都是重要阻力，而且也为其他国家起到了示范作用，对中国经济的潜在伤害可谓深巨。杨洁篪所强调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不同”，特别是其中的第二个因素，是导致中美经贸领域出现困难以及在诸多战略领域存在分歧的关键，也是阻碍中美朝着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目标前进的根本原因。而在网络安全方面，中国在斯诺登事件之前都是备受指责者。美国不仅关切本国受到黑客攻击，也在关注中国国内的网络监控对普通人的影响，因此也是中国最忌讳的问题之一。斯诺登事件无疑为中国要求美国停止网络安全指责提供了重要砝码，为中国改变在网络安全领域“挨打”局面，提供了机会。

　　正如在网络安全方面一样，中国在人民币汇率、经费不透明、人权问题等不少方面都是挨批者。在相当长时期里中国都扮演了这种尴尬的角色。作为一个大国，心里肯定不好受。美国在对华关系中存在的明显问题，当然就会被中国紧紧抓住，借以改变在战略上的被动，使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朝着有利于中方的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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