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中国军队从朝鲜战争学到了什么？【4】

　　国共内战时期，中共的后勤交给由各级党委组织起来的群众办理。一般情况下，地方各级党委先通过召开“诉苦大会”、“教育大会”、“动员大会”或挨家挨户打通思想，党委把农民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每个民工连队里由党员监督管理，要求每村每户按时按点把规定数量的支前物资送到指定地点。据统计，中国军队一向引以为傲的“以少胜多”战例—淮海战役，一共动用了543万民夫，而这些民夫并没有统计到战役双方的人数之中。

　　而国民党自办后勤的方式，在分兵守城守地情况下，后勤占用大量作战兵力员额。当时经济已崩溃，工业水平低下且已瘫痪，道路桥梁大部被毁的环境，这种后勤方式不仅财政负担沉重，也降低了部队的机动性，中共的后勤方式却正好有这方面的优势，也一直成为人民战争理论优越的重要论据之一。

　　但这种内战的后勤经验照搬到朝鲜战场就出了问题。志愿军第一任总参谋长解方之后回忆总结认为，国内战争时可以不争一城之地之得失，四处游击和运动。但到了朝鲜，发现有了“守土之责”，又是境外作战，非正规化后勤已入不敷出。国内战争中的后勤部队是民众，国民党只能打击中国军队，从道义和执政身份来看，不可能也不敢去铲除这个“后勤”。而朝鲜战争的美军则沿袭二战总体战思维，轰炸中对平民的伤亡基本不予考虑，在朝鲜可以对这个后勤狂轰滥炸。

　　志愿军刚出国作战时调用1300多辆汽车，第一星期就被打坏217辆，作战两个月后，国内补充12486辆，又损失6646辆，当时全国缴获的和苏联提供的汽车仅2.4万多辆，不可能全送到战场。周恩来急得恳请苏联火速支援3000辆，因为国内能够紧急动员的车辆只有200辆了，连坦克飞机都可以缓给，但车辆一定要先送来，否则军队将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弹药。

　　在一、二、三次战役期间，志愿军粮食供应只有25%，重点供应弹药，但能安全送达前线的物资经常不过半。志愿军寒冬穿着单衣，吃一口炒面就一口雪的状况，使得专业化大后勤的呼吁越来越多，它也是对朝鲜战场维持良好军纪和军民关系的保障。

　　而远离本土作战的美军，却把国内生活水平搬到了战场。火鸡宴可以摆到鸭绿江边，一度还供应免费啤酒（遭到国内舆论反对被取消），甚至还有非战争必须的诸多奢侈品享受，如用飞机送去充足香烟和口香糖，每周享用一次冰淇淋……

　　志愿军初期没有专门的后勤部，临时建立了东北军区后勤部负责前线后勤，任命李聚奎（后任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为部长。李聚奎到前线工作一段时间，彭德怀让他立军令状，他很为难，深感情况跟内战时大不相同。后来李向彭德怀建议：“仗打到这个程度，东北军区后勤部对全军的后勤保障已经管不开了”，他要求建立一个志愿军后勤司令部，东北军区后勤部管国内，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管国外。

　　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成立，一切配属后勤部之工兵、炮兵、公安、通信、铁道兵等，其建制序列及党政军工作领导、指挥与供给关系，全归志愿军后勤司令部负责。自此，志愿军才有了健全的后勤组织指挥机构，后勤成为一个与作战指挥体制一致，既组织供应，又指挥后方战斗的组织体系。到1951年10月，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直属部队及配属部队已达到18万余人，形成由多兵种多专业组成的后勤合成大军。志愿军到战争后期伤亡率和负伤死亡率下降，与此有重要关系。

　　1952年5月，以朝鲜战争经验而深感后勤现代化正规化重要的中共，批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方勤务学院，同年在天津、上海建立第一至七军医大学，军医中学12所，加上原有的总后直属院校，一个军队后勤教育体系成型了。

　　国防教育体系建立

　　在苏军顾问的影响和指导下，中共党政军高层逐渐意识到，一个完整的军事现代化体系的搭建，除国防工业之外，必须有相应的国防教育体系。由此，中共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国防教育体系。

　　出于台湾和朝鲜时局的需要，也因为海军空军技术最复杂，对苏联专家的需求最为迫切，这类军事院校得以优先建立。苏联最先援建的军事院校是6所空军航校，目的是以速成班方式，尽快培养出可用的飞行员。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每所学校配专家120名，外加航空医生、后勤保障、理论教员及部分驻空军司令部，共计878名，担任着校长、教员、工程师、机务员等职务。航校使用的教材、教练机和其他教学器材均从苏联订购。至1951年5月，培养出来的学生使空军能组建17个航空兵师、34个航空兵团提供。

　　在克洛契柯夫为首的84名苏联顾问帮助下，中共第一所水面舰艇初级干部培训学校得已在大连建立，即解放军海军学校，下设航海指挥系、机械工程系，分别培养航海、枪炮、鱼水雷方面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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