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中国军队从朝鲜战争学到了什么？【5】

　　1951年1月15日，苏联援建第一所培养中高级军官的学校—南京军事学院，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这所院校承担储备与深造高级军事干部的功能，待全国部队整编时，作为建设正规国防军之训练中心，用它的研究成果当作全国建军的制式。毛泽东要求：“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熟悉与指挥现代各技术兵种，并组织其协同动作，同时熟悉参谋勤务与通信联络，以准备与美帝为首的侵略集团作战。”

　　朝鲜战场上，美军武器之先进，给中共留下深刻印象，即使有了先进武器，还需要培养高尖端技术军种来使用维护。斯大林提出应建立高等军事技术学院时，毛泽东欣然接受。朝鲜战争还未结束，即把陈赓从前线召回，赋予此重任。1952年7月，苏联奥列霍夫中将率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权威专家赶赴北京，专门帮助筹办此事。第二年9月份，位于哈尔滨的当时中国最高级的军事工程技术学院“哈军工”诞生了。

　　中共执政前，已创办过29所军校，条件所限，其实以初级技术培训和政治教育为主，至1959年，以苏联军校为模式，苏式教材为大纲，苏联顾问为指导，苏联援建的核心院校为骨干，全军院校已有160所，包括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海军学院、空军学院、炮兵学院、装甲兵学院，基本形成包含各军兵种院校，从初级到高级的军事院校教育体系。

　　贯彻全军的苏式训练

　　中共以前长期在农村活动，强调阶级出身，越“泥腿化”越先进越优秀的观念在党内影响很大。但军事现代化根本不可能建筑在“泥腿”之上，中共深感官兵的素质远远不能胜任军事现代化任务。

　　1951年底在军中进行了一次统计调查，全军战士的文化程度，初小以下者占80%，干部不及高小者占68%。军中高级将帅认为，再先进的装备，在文盲半文盲官兵面前也是废铜烂铁一堆，而多兵种合成作战对官兵科技文化水平和军事素养却有极高要求。

　　士兵的政治学习、军事训练、文化学习到底占多大比例，在中国军队中也一直是个难题。通过朝鲜战争经验，军队较大幅度压缩了政治学习时间，增加军事训练和文化学习，并在军中掀起文化学习运动。而之前政治教育摆在第一位，文化学习的内容其实也是变相的政治教育。

　　1954年1月，彭德怀在全国军事系统高干会议总结里指出：这次会议明确了现代化军队建设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是训练部队，特别是训练干部。这个时期，刘伯承这种专业性强的元帅如鱼得水，这一年全军首次高级指挥员战役集训由他组织，同年军委成立训练总监部。

　　根据中央军委颁布的战斗训练命令，1956年6月开始，全军转入正规化军事训练，即“统一编制、统一制度、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训练”，军中以前的军事术语、战斗用语、装备用语比较混乱繁杂，这时也要仿苏军模式进行统一；其主旨就是要告别之前“农民军”形态的游击战争。这一切在苏军顾问的指导下进行，当时中央军委会议的重要报告都要提交给顾问一份，这种做法直到1958年才终止。

　　在苏军顾问看来，这一切似乎还不够，但他们明显过于急切。1956年5月，河南明港举行为期一月的多兵种合成作战集训，苏军顾问一直在现场指导，演习中安排了一次政治工作演习，苏军顾问相当不满。他们再次表示反对军事训练中掺入群众运动手法，认为军中政治首长权力过大，现场不断讲解“一长制”优越性。

　　这一时期，苏军顾问还认为，中国军队的政治学习和文化学习仍占了太多时间，应把军事训练提升至绝对大的比例。在西方国家将帅看来，文化学习的完成应是入伍之前的事，进入部队后主要就是军事训练和相关军事知识的学习。

　　彭德怀和苏军第三任总顾问彼得鲁舍夫斯基多次进行过此类问题讨论，彭解释说，中共士兵不能跟苏军士兵相比，文化底子太薄，文化学习还是需要，而政治学习和群众运动方式是优良传统，应适当给予保留。

　　总体来看，这段时期的训练成就斐然，举办了很多单兵种和多兵种的登陆反登陆演习、战役演练。以空军为例，中共飞行员在复杂气象和夜间环境往往不能驾机作战，在朝鲜战场上吃亏很大，这一时期空军把它当作最重要课目来训练。在苏联空军顾问帮助下，1955年底，40%的航空兵团、28.4%的飞行员进行了夜间和复杂气象飞行训练，1957年底，达到“全天候”标准的飞行员已占三分之一。

　　由于统一更换了苏式装备，为熟练掌握武器，陆军基础训练也是热火朝天，确定以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等五大技术为训练基本内容。到1956年，与三年前比，能完成步枪射击练习的单位由占参训单位总数的47%上升到98%，冲锋枪由78.6%上升到81%，轻机枪70.2%上升到88%，重机枪由79.5%上升到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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