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主义之所以引起争论，因为这事关中国未来的产业政策、贸易政策、贸易利益和国际分工的地位问题。

如果同意林毅夫教授的产业政策，中国就不该在高端和先进产业与美国竞争，而应该致力于巩固扩大现有的产业优势、贸易优势和国际分工地位，并且政府为了支持上述优势而应该继续扩大基础投资。

问题是，按照上述优势进行的国际贸易是否能够确保国际贸易利益的公平分配？面对高端产业和相对低端加工制造业的竞争，相对低端产品的出口国是否能够取得有利于自身的贸易条件和贸易利益？中国若按照新结构主义的办法制定国家战略，在牺牲自己促进全球福利的同时能否保证中国福利的最大化？

在亚当 斯密最初的理论设想中，经济发展的自然顺序应该是首先发展农业，然后工业，最后是商业和贸易。商业和贸易应该在农业和工业生产的绝对优劣势比较基础上发展起来。

比如，法国的雅克一家都在波尔多的酒庄工作，一定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早就善于生产葡萄酒，而法比奥一家都在经营当地的丝绸产业，肯定是因为几百年前当地就有丝绸生产优势。

然而，当亚当 斯密详细考察了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各国的经济变化后，却得到相反的结论：原来分工不是天然形成，商业和贸易更不是在天然分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恰恰相反，欧洲国家的历史现实证明，社会分工是由贸易和交换引起的，是商业和贸易改变了农村和城市的生产分工格局。

也就是说，公元十四世纪，住在法国波尔多地区的雅克家族原本与他们住在意大利的亲戚法比奥一家生活没什么两样：男主人负责打猎和农耕，女主人负责家务和纺织。传教士还没有带给波尔多酿造葡萄酒的技术，意大利的法比奥也还没有从中国学会养蚕和纺织丝绸，更没有什么要素禀赋、生产分工或比较优势。

历史并不如假想的那样，先有区域生产分工，然后产生贸易，而是由于贸易商不断地寻找贱买贵卖的机会、压低采购成本，迫使那些能够高效率、低成本生产酒的地区集中精力生产葡萄酒,而那些不具备成本优势的地区在面临大量来自其他地区的廉价葡萄酒时，被迫放弃生产，转而寻求具有优势的其他产品，比如向中国人学习养蚕和纺织丝绸。于是葡萄酒和丝绸在两个地区的社会分工就逐渐形成了。其他产品的分工也一样。贸易就是这样破坏了各地区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让低效率的生产者退出，让高效率的生产者更具有生产规模，从而一步步促进了社会的分工。

在贸易促进分工和各地优势产业形成的过程中，要素禀赋也许曾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尤其对依赖自然资源和气候的特定产业而言。但是对于大部分产业而言，这个顺序恰恰相反：贸易促进分工，分工巩固了优势产业，并形成、强化了要素禀赋——而在贸易促进分工的起始阶段，各国、各地区的机会都是平等的；如果我们有幸面临这种平等机会，但却依照新结构主义的理论，自觉地放弃高端和先进产业而安心于制造业，就会形成贸易地位差异，进而造成国际分工的地位差异，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财富差距就会进一步扩大。

(责编：张婷)